统计需要与时俱进
—— 专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
文_本刊记者 徐 瑗 发自北京
要防止经济下行和过热两种倾向
《南风窗》：2010年一季度GDP增幅达11.9%，为2009年一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上升，并重返两位数增长。这似乎有经济过热的苗头。您怎么看？
姚景源：不能这么讲。GDP增长11.9%说明以下几点：一、一季度延续了去年企稳回升的态势，而且回升的基础在进一步巩固；二、另一方面一定得看到，这是同比数据，去年一季度GDP增长仅为6.2%，因此这是在一个低基数的基础上形成的增长，这是用同比数据看GDP以及其他数据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工业增长速度通常在16%左右，去年一季度则只有5.1%，19.6%是否能说工业生产已经过热？也不能这么认为。有些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会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这我赞成。这是从技术角度做出的中国经济不过热的判断。
《南风窗》：您刚刚说需要注意去年基数过低这一因素，这是同比数据所存在的缺陷。这是不是说推出GDP和工业生产等主要指标的环比数据就显得非常迫切了？我记得国家统计局曾经发布过说会在一季度公布这些环比数据，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些数据。
姚景源：环比数据很重要。如果看水平的话需要看同比数据，看短期环比数据更重要。但是环比比较复杂，比如，3月环比2月，不但有3月和2月工作日不同的因素，还有春节因素，而中国的春节可能在2月，也可能在1月。我主张更快地推出环比数据，但是快要服从科学，服从质量，不能仓促地推出，还是要慎重、科学、完善。为推出环比数据，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地进行努力。
《南风窗》：预计在什么时候推出？
姚景源：这个我不好预计，主要还是看成熟程度。过去30年，我们一直用的是同比数据，现在要增加环比数据，确实需要很多努力。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圣诞节固定在12月25日，中国的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均以农历计，因而在公历的日期中并不固定，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就需要用更复杂、更科学的方法去测算。
《南风窗》：GDP重返两位数增长是否意味着此前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推出的刺激政策已经可以退出？
姚景源：我认为还不能讲退出。我们仍然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什么呢？去年是中国经济极其困难的一年，今年是极其复杂的一年，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企稳回升，另一方面也得看到我们的问题所在：如外部需求还不确定，发达国家的复苏过程缓慢曲折，比如最近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又出了问题，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我们自身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市场内生的动力还是不足，结构调整的难度是在加大。这些因素要求我们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由于情况复杂，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我们不能排斥针对性和灵活性。现在的政策就是在增加针对性和灵活性，比如说央行今年以来连续两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5月央行第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就是“针对性”，针对大家过高的通胀预期。
我们要做到防止两个倾向：一方面要防止经济下行，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说要防止经济“二次探底”，我不赞成。我觉得中国经济即使回调也不会低于8%的增长，但我们也要防止经济下行的风险。如果政策不妥当、不稳定、缺少连续性，中国经济不是没有下行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得防止经济出现过热，如果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控制不住。
《南风窗》：既要防止过热倾向，又要防止下行风险，会不会使我们的政策制定处于“两难”的境地？
姚景源：中国经济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面临着诸多“两难”选择。面对“两难”选择，最佳的办法就是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任何一个单一的思路都应对不了“两难”的问题。
《南风窗》：您刚刚说到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就增强“针对性”而言，那么，您认为“灵活性”的政策将体现在什么地方？
姚景源：从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看，我们在灵活性和针对性方面有很多选择，货币政策中就可以有调整准备金率、调整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央行已经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并进行了公开市场操作，这在货币政策上体现了灵活性和针对性。财政政策也是这样，我们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加大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加大支农惠农的力度，我们今年一定要力保农业稳定，粮食丰收。粮食生产掉下来，物价就会涨上去。
房地产业需要经历一次阵痛
《南风窗》：就当下而言，我们的读者和百姓非常关注这次被戏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如果这次调控不折不扣地实施的话，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
姚景源：不会。改革开放30年来，百姓衣食住行四方面，除住以外，其他三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应当是解决住的时候了。怎么解决呢，就是要让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这个行业有不健康的方面，标志之一就是房价疯涨，疯涨的原因有三：一是供求不平衡导致的；二是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应该健康发展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也不到位；第三，投机性购房。
我们要把疯涨的房价态势遏制住，就需要从上述三方面入手。即增加供给，地方政府要加大保障房建设，遏制投机性购房。国务院推出的房地产政策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我们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现在看起码首先遏制住了疯涨的势头。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是人民的幸福，不是追求GDP，我们在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大家的居住水平有明显改善。通过这次房地产调控政策可以看出中央要让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决心。
《南风窗》：在此次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前，您的“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不能动摇”的观点被有关人士称为“托市”。您现在还坚持这一观点吗？
姚景源：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人批评，但其实这个观点我只是引用。最近建设部原副部长杨慎给我寄来了一份资料《春到人间——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筑业重大问题谈话》：1980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接见杨慎谈到建筑业时讲：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南风窗》：我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极力倡导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启动消费需求，那么为什么当您2010年3月再提这一观点的时候，却遭受批评呢？
姚景源：我觉得要弄清：一、我们讲一个产业是支柱产业，并不是否定这个产业存在的问题，这是两回事。二、正因为这是支柱产业，才需要高度关注它，解决它的问题。
《南风窗》：您有没有料到自己的这番观点会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姚景源：没想到。我们说这个产业重要，并不是说它可以疯涨、高价，我从来都是反对和抨击高房价的。但我主张看问题要科学、全面、辩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存在问题就整体去否定它，也不能认为某个领域或产业重要就看不到它的缺点和问题，这两种思维方式都不对。房地产产业链条长，既可以拉动钢铁、建材、水泥，又可以拉动就业，这是这个产业客观上的经济属性，但是它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要满足广大居民的居住需求，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但不应去否定它的经济属性。
《南风窗》：当您说出这一观点被称为“托市”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
姚景源：对呀！我怎么去“托市”呢。我自己只有一套房子，高房价对我也是坏事，如果我要改善住房，如果我的孩子结婚要买房，我也要承受高房价。我始终觉得，经济学家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从来我都认为高房价是不正常的事，高房价不仅影响到民众实现全面小康，长时期的不健康也将最终导致这一产业萎缩。现在有人说房地产会受到打压，包括股市上受到多少影响等，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需要经历一种阵痛。
《南风窗》：您虽然觉得委屈，但是我并没看到您通过大众传媒为自己进行辩解。
姚景源：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从来不批评人。我觉得在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在实践中大家都会逐渐地认识到房地产业需要健康发展。
《南风窗》：您相信公众的判断力？
姚景源：对。解决房地产业的问题，促使这个产业健康发展才是核心。
《南风窗》：那您认为这么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可持续吗？
姚景源：我认为应当相信党中央、国务院调控的决心是坚定的，但会随着情况的发展不断地完善政策，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而不是消灭这一产业。
《南风窗》：这一次的调控会不会再现2008年的情形？2008年，我们曾经出台了“国十条”以抑制高房价，但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紧缩政策转变为积极政策，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房价迅速上涨。
姚景源：不会。我们过去的调控被网民称为房价越调越高，调一次涨一次，应当说这次调控总结了过去历次调控的经验，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投机性购房，那这次的调控就是主要提高二套、三套首付以及贷款利率以抑制投机性购房，不再是全面打压。
《南风窗》：也就是说这轮调控和2008年最大的不同是本轮调控的针对性更强了，针对投机性购房者。
姚景源：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
全年最高通胀将在6、7月份出现
《南风窗》： 一季度CPI同比上涨2.2%，5月已同比上涨3.1%。倘若仅从一季度数据看，我们似乎没必要太担忧通胀。那么二、三季度物价是否存在大幅上涨的可能？
姚景源：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下一阶段价格上涨的压力还是很大。比如去年6~7月份的翘尾因素就达2个百分点，再增加1个百分点，就超过3%的增幅了。推高今年物价上涨第一位的还是输入性通胀，国际上大宗基础性商品，像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必然要推高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中国经济对这些大宗商品依赖程度挺高。一季度，国际市场上能源的价格平均上涨50%，金属和矿石的价格平均上涨60%，铜上涨了99%，铝上涨了65%，这个涨势还会保持。从这个角度讲，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很大影响。
第二，就是过高的通胀预期，预期导致的抢购行为短时间内可以导致价格和经济大的波动。第三，就是我们要实施价格改革，我们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三高”的出现就是因为我们资源的价格太低。转变这种发展方式就要改革能源、资源的价格，增加环境的成本和代价。价格改革可能推高物价，但是这件事是政府可控的，政府需要处理好价格改革和民众价格承受力之间的关系，这也要求政府出台一些更具体、更细致的措施。这个因素也不可忽视。所以我就讲，全年物价控制在3%的增幅非常困难。
《南风窗》：您在今年1月就表达了“全年实现CPI3%增幅的调控目标难度加大”的担忧，事实上，一季度西南地区遭受了干旱，4月青海玉树又遭受了地震。这些灾害是否将危及今年的粮食生产，从而使本已严峻的CPI调控形势更为复杂？
姚景源：粮食生产不会有大问题，我们连续6年粮食丰收，库存充裕。大家知道，粮价稳，百价稳。开年以来，西南遇到严重干旱给粮食生产带来影响，但是西南受灾的几个省区不是粮食主产区。我国粮食生产分两季：一季是夏粮(小麦、早稻)，一季是秋粮。小麦生产集中在淮河和黄河流域，河南、山东、安徽、陕西；早稻主产区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秋粮主产区集中在东北。夏粮在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不到30%，云南、贵州干旱影响的是夏粮，且这几个干旱区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的比重在38%上下，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西南干旱尽管会给粮食生产带来损失，但不会带来全局性问题。
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我们面临着自然灾害频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大支农惠农的力度。粮食生产稳定是决定中国经济全局的最重要基础。粮食生产掉下来，通胀就上去了。总结过去30年出现恶性通胀的经验来看，1988年通胀率达18%，1994年通胀率达24.1%，什么原因呢？就是三件事碰到了一起：农业粮食欠产、经济过热和货币信贷过量投放。现在就不能让这些因素“三碰头”。
《南风窗》：很多专家认为二季度CPI会达到全年的最高点。
姚景源：我倒觉得6、7月份有可能为全年的最高点。
统计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南风窗》：自去年以来，国家统计局跟民生相关的数据被百姓空前关注。比如，2009年7月居民收入数据一公布，网民称工资“被增长”； 2009年70大中城市房价增长1.5%的数据在2010年2月26日一出炉，网友惊呼房价“被拉低”。为什么公众会对统计数据“格外关注”？为什么跟民生息息相关的数据会屡次遭受质疑？
姚景源：对这些数据，我是持批评态度的，我认为我们确实有问题。比如收入数据，我们主要统计的是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相除，而这几年国有企业减员增效，职工人数增加很少的，这样人均总额肯定就是增加的。这种以国有企业为主要范围的统计过去10年可以体现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今天，各种企业成分多元了，现在很高比例的就业是在民营中小企业，而现行统计没包括这些企业。这是收入统计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改进。
《南风窗》：您如何看房价的数据呢？
姚景源：房价数据我也批评。房价统计中把全国房价平均了，不同类型的房价平均了，又把时间进行了平均。我当时就讲了，这三个“平均”不科学呀，就像哈尔滨气温是零下30度，海口是30度，然后公布全国平均气温是0度。这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在进行30、50年数据纵向比较的时候有意义，可以了解气候变化的情况，这是个研究课题，不是个民生指标。房子不能全国平均，房子的特点是不可移动性，因此房价全国平均数对百姓没有意义，只对研究部门有意义。
我始终认为，统计要科学发展，什么是科学发展？得围绕着民众的需求、社会的需求，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将来统计发展非常重要的方向。
《南风窗》：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之所以民生数据在这两年备受质疑主要还是因为之前的统计体系并非以百姓需求为中心而设计才导致的？
姚景源：不能这么说，要这么说就把统计局的工作全盘否定了。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随着需求的不断变化，统计也得不断地与时俱进，我觉得我们这方面存在问题。
《南风窗》：那么GDP核算呢？各省区市GDP汇总数据之和高于全国GDP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姚景源：原因比较复杂，比如，出口时海关有很精确的数据，但是省与省之间没有海关，省和省之间的商流、物流没有形成记录，所以就用估算，估算就容易出问题；另外，随着企业集团的扩大，如某一企业的总部在省会城市，但是分布在其他城市，这样就容易产生重复计算。当然也不排除基层对统计数据的干扰。
GDP数据是宏观调控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我们力保统计的核心数据准确，国家统计局核算的GDP总量要比全国累计低，增速也要低一些，这就是确保核心数据的科学准确。政府的决策是建立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GDP数据上，而非各省累计数。
《南风窗》：这一数据还是用分级核算的办法获得的？
姚景源：不是，更多的是用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的数据。现在是两套体系，国家统计局在省、市、县都有直属调查队，这些调查队是对国家宏观数据负责的。
《南风窗》：如何实现GDP由“下管一级”向“下算一级”转变？有什么难度？
姚景源：我觉得将来解决GDP核算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下算一级”，即国家核算省、直辖市一级的GDP总量和增速，省一级则核算地市的GDP总量和增速，应该下决心来推进这项改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