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31日电 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日前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北市2500位儿童过敏四大元凶依序为螃蟹、蛋白、牛奶、虾，且男性儿童多于女性，医院方面呼吁父母不要轻忽过敏问题，因病情严重将有可能导致休克及死亡。
过敏是人体将外来物视为有害物体，免疫系统产生过度反应造成；最常见的症状包含：荨麻疹、皮肤痒、水肿、打喷嚏、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情况较严重者将可能休克死亡。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指出，气喘过敏高危险群的儿童，可以抽血检测对哪些食物过敏，并且尽量少吃；预防方法主要是了解食品的成份，少吃加工品，因为部份食品的添加物会诱发气喘；而海鲜食材尽量要新鲜，并多吃蔬果预防。若是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人，应随身携带药品，以防突发状况。更多精彩内容请进入台湾频道相关新闻:·
台海网8月31日讯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曾因陈水扁入狱和陈聪明下台而大叹寂寞的岛内“爆料王”邱毅，在与陈聪明的“诽谤”官司二审无罪定谳后，决定展开反击战。
陈聪明控告邱毅，又输了！
台湾“高等法院”8月26日驳回了前“检察总长”陈聪明控告国民党籍“立委”邱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李涛的上诉。
据台湾媒体报道，邱毅和李涛多次在政论节目中指陈聪明“纵放前新光医院副院长黄芳彦”、“包庇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长辜仲谅”，并指他参加建商(房地产开发商)举办的“鱼翅宴”以争取“检察总长”提名等，并一再质疑他与中信辜家的关系。陈聪明认为两人言论已损害他的名誉，是“不实爆料”，去年7月间向法院提出自诉，控告两人诽谤。
法院一审认为，两人针对可受公评之事提出主观评论意见，并非以损害他人名誉为唯一目的，且两人评论并未逾越合理范围，只是在监督公众人物与公共事务，判两人无罪。陈聪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他还是输了。
陈聪明何许人也，做事是否干净呢？
据岛内“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指出，陈聪明在2007年2月26日到扁家密友和私人医生黄芳彦住处与黄等人餐叙，当时陈水扁所涉贪渎案尚在侦查中，吴淑珍所涉贪渎案才刚被起诉，陈却毫不避嫌。
另外岛内媒体爆料说，陈聪明也曾与被特侦组检察官传唤为扁所涉贪渎案作证的建商蔡竹雄见面。此事公开后，严重损及民众对“检察总长”形象的观感。
今年1月身为“检察总长”的陈聪明被台湾“监察院”弹劾，并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查处，陈因此辞职下台。
邱毅检举陈聪明，再爆料
陈聪明控告邱毅“诽谤”官司败诉定谳，不过两人的缠斗远未落幕。
邱毅在拿到判决书后，26日下午立即召开记者会，大爆陈聪明与中信辜家关系非浅的内幕。并随后向“检察总长”黄世铭检举，呼吁特侦组立即侦办陈聪明。
邱毅表示，前“立委”谢启大在法庭上供称，陈聪明与中信辜家往来密切，且有一些有关辜家的案情，陈聪明提供很多内部消息给辜家。2008年11月24日辜仲谅返台接受传讯。辜家友人翁俊谦在辜被放出来前，就已经知道辜会没事，更不会被限制入出境，而交保金是台币1亿元。翁的讯息来自辜濂松的特别助理黄章富，黄当时更对翁说：“陈聪明是我们自己人！”
邱毅质疑，陈聪明不但是中信辜家的“自己人”，甚至很可能就是特侦组要搜索中信金时通风报信的那个“某人”。因此，他决定再次揭发陈聪明的违法情事，“就看黄世铭(台现任“检察总长”)办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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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扯出陈水扁，有点悬
尽管邱毅指控陈聪明与中信辜家关系密切，是引用前“立委”谢启大的说法，算是二手传播，不过由于陈聪明政商关系复杂，又有出席“鱼翅宴”却在“立法院”公然否认的说谎记录，公信力已大打折扣。
有岛内媒体进而分析说，邱毅公开质疑陈聪明曾在特侦组搜索中信金时向辜家通风报信，又在辜仲谅返台作证时提前与辜家说好条件，如果所言属实，到底谁是向扁家“御医”黄芳彦通风报信，让黄远走美国的人，也就呼之欲出。
有趣的是，当初陈聪明是以邱毅指控他参与“鱼翅宴”、“上酒家”而提出控告，但提告的内容却是谈话性节目谈论的内容，而该集所谈的，正好又是陈聪明与辜家的关系。没想到谢启大半路杀出作证，反而证实了两方关系密切，让陈聪明背后的政商关系又拉出一条。
接下来，如果陈聪明对邱毅采取行动，不管是对邱再次提告，或是出面说明，多少都还能再拉扯出更多的政商关系。即使选择沉默以对，重组的特侦组一旦对陈聪明展开调查，他要全身而退恐怕也很难。而狱中一直抗告要求出来的陈水扁，某种意义上和陈聪明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又能躲在陈聪明所搭建的保护伞底下多久呢？真有点悬。
岛内媒体认为，这次邱毅火力全开，在马当局戮力司法改革的当口，陈聪明能否逃过这一劫，又会如何牵连到尚在牢中的陈水扁，后续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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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的大学
大学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在过去30多年间，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出口。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高中，一系列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向大学。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确为一代人打开了向上的通道，那么2010年的“高考”不再具有这样的魔力，许多高校面临“零投档”。一直以来大学都被认为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但是扩招后的10年间，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入学率则达到了60%，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的时候，大学的定位开始饱受质疑。
这种质疑来自大学的两端，入口与出口。
在取消了国家包办的“毕业分配”10年后，大学的入口仍然由国家统一把持。教育研究者储朝晖说，世界各国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由政府垄断招生。这种统一招生模式的弊端正日渐显现，入口的狭窄让大学形成“千人一面”的模式，而高昂的培养成本则使大学的价值跌落云端。
在大学的出口，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期望值都与现实脱节的。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我国一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过10万人，而一年就有50万研究生涌入社会。
大学专业的失衡与大学精神的失落，引发了接连不断的争论。至今无人能回答“钱学森之问”：大学为什么没有培养出顶尖人才？
改变或将开始。在7月和8月，接连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目标显而易见，就是要衔接教育和人才培养。纲要提出，10年后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小康》杂志采访了参与起草教育规划纲要的专家，试图解析其中的变化根源，也希望探究中国如何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大国。其中透露出的一个鲜明的信号是，大学的进口与出口都将进行改革，从制度上、体制上、工作模式和程序上，都要把招生和考试分开。考试就是提供招生的信息，招生就是高等学校选择人才。而在大学的自我选择上，除了给学校“松绑”外，更重要的是解决高高校的低效率问题。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大学的改变则需要教育整体规划的改变，未来大学的定位，或将关系到中国能否制造出国家核心人才的竞争力。
有关大学的黑色幽默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我国一年所需要的学术性人才不过10万人，而一年就有50万研究生涌入社会，高校扩招以后，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放暑假了，大学教师贾宏(化名)却依然不能睡个踏实觉，他心里装着的，除了那些两个月前已走出校门却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外，还有一个个令他不可思议的就业数据。
贾宏在天津一所高校里任教，除了教学工作以外，他还兼任系里的教学秘书，他从来不担心系里的招生情况，新闻专业持续多年的热度依然没有减退，“基本上每年都挤破脑袋。”但是，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却并不乐观，“也许新闻专业毕业生太多了吧，基本上各个院校都设置了新闻系。”贾宏分析说，他每天都盯着传媒英才网、沃华传媒网、笨鸟网等招聘网站，他不明白，为什么招聘单位那么多，而自己的学生就是找不到工作。
“大学往往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因此入学关口竞争激烈，但最终的输出口却显得有些平常。”贾宏无奈地说。
不再统一分配了，为什么还在统一招生？
每年6月至8月，进入暑期的高校便会迎来吐故纳新的时节，毕业生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招生工作随之展开，新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梦想了至少12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年复一年，貌似简单的进进出出，事实上却变化巨大。
10年前走进大学的人，笃定会由国家安排一份工作，而10年后走进大学的人，大部分都得自寻出路。唯一不变的，可能是他们所进入大学的课程设置，十年间的内容仍然大致相同。
到2010年，大学扩招已经迎来了第十一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1999年的首次扩招，使得这一年的大学生增加了52万人，按当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但是到了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增加到了1020万人。
但是，拐点已经显现，“多收了三五斗”的新民谣在校园里流传。大学十年不变的招考模式开始引发争议。
2010年，北京市新课改后的首次高考，考生人数创下6年来最低，为80241人，录取率则高达80%以上。不上大学的人们，选择了另一条出路。但今年北京高考的最大亮点不是高录取率，而是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改革。朝阳区团结湖中学高三学生李冰并没有参加今年的高考，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学新生。李冰的理科综合成绩一直不理想，但动手能力很强，去年还获得了电工电子专业的中级资格证书。正是凭借这一证书，今年3月底他参加高职的自主招生考试并顺利通过。
4年前，北京市部分高职院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工作，试点学校自主命题、自主组织考试、自主确定招生标准。今年，北京市推行的“高会统招”录取，则让成绩在本专科间浮动的普通高中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高会统招”是将会考成绩作为进入高职的前提条件，以“1个专业＋1所学校”为1个志愿单位，同一个专业志愿下，考生可填报5所学校，每个考生可以填报20个志愿，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考生的利益和职业意向。
“我们就是要让高校跟考生之间形成一个互相谈恋爱的关系。学生能找到他希望上的学校，学校也能招到他希望要的学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前段时间做了个调查，结果发现有超过60%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所上的大学不满意。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高校招生都是由政府垄断的。”储朝晖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主义教育观”的指导下，我国逐步统一招生：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1952年全国统一招生。“教育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由国家包办，统一招生，统一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后来发现，统一分配导致了人才的浪费，人不能尽其才，以前调工作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有时甚至需要省长签字。” 慢慢地，统一分配分不下去了，就改为了自主择业，但统一招生的方式至今还保留着。
“很多人认为高考制度应该改革，实际上考试制度的改革在技术层面上是有限的，最主要的还是招生方面的改革，这次‘教育规划纲要’在正式发布之前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就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根本观念变了——教育不仅仅是国家的，更是民生问题。”储朝晖认为，招生没有必要全国统一，只有学校跟学生之间的直接相互选择才能达到最优效果。
统一招生就好比“先结婚，后恋爱”，学生进入高校后，再和所学专业、所在学校培养感情，而高校有了自主招生的权力，学生也不用再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学生与学校之间就有望形成“先恋爱，后结婚”的关系了。
“高考就好比是婚姻介绍所，有了这个中介后，谈恋爱的双方就互不见面了，失去了互相了解的通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让学校与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的前提，是让学校与学生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主体。解决的方式是仍然需要有一个统一考试，但这个统一考试就像美国的SAT、ACT考试，只是一个参照，到底要不要录取你，仍由学校决定，也就是提高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储朝晖建议。
“推进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深化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招生制度改革比考试改革更重要，要逐步缩小全国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范围，让一部分学校、一部分学科专业从统考统招中分离出来。”对于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高职招生不参加统考统招，采取学校自主招生考试或提前招生、注册入学的办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表示支持。
“目前的分批次填报志愿统考统招和平行志愿录取的办法有一定局限性，一是将学校按985、211和一般本科高校分成批次录取，不利于部分非985高校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录取优秀生源；二是不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学校和专业，有的人原本想读的专业因差了几分未能如愿，却要拿名牌学校的学位，硬着头皮读没兴趣的专业，将来很难成才。同时，这个专业的老师也无法找到有志向和有兴趣的学生。”胡瑞文说。
三代理工科毕业生的“大学抉择”
统一招生的局限性在学生和高校这对“婚姻主体”之间设置了分数这个障碍物，于是，接下来，不管爱与不爱，适合与不适合，学生与高校之间都必须长相守，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储朝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叫“专业思想不牢固”，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或者是在学习本专业知识以外，过多地钻研了另一种兴趣爱好，都有可能被贴上此类标签。因此，在储朝晖看来，现在不少高校给了学生转系、转专业的机会，算是前进了。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提出“天性为是”的概念，认为天生的东西就是符合内在规律的，外在强加给人的东西是不符合内在规律的。在储朝晖看来，中国教育之病根在于，本该属于每位教育当事人的权利被剥夺，层层上收，学生难以成为真实的学习主人，教师难以成为教学的主角，以致千人一脑，千校一面，“我们现在要改革，就是要把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作为学校教学的依据，而不仅仅是把上级的行政指令作为依据，忽视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
不少人还记得，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出现奇迹：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竟有9人师出同门。这位名师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当年叶先生创造的奇迹在现在看来像是个神话，但若深入探究叶先生的教学方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我国光学科学的奠基人王大珩是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那一年全国有2000多名学生报考清华，录取名额为340余名，录取比例为7：1。当时清华物理系是热门专业，叶先生亲自面试报考物理系的45名学生，最后录取了24名，而毕业时只有10人。叶先生不仅招生的时候亲自面试每个学生，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每隔两周就要和学生进行一次单独面谈，了解学生的特长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1980年考入郑州轻工业学院，学习机械制造专业，据他回忆，虽然是本科学习阶段，但无论是基础课的教学，还是专业课程的学习，每个阶段的训练都非常严谨，尽管面临着成本的压力，但练习加工的时候，他们依然拿真正的金属练手，“记得一次做实验，一百个零件摆在我们面前，每个零件都要反复研磨三次，再达到很高的精度进行误差测试。”马陆亭说，实习的时候，他就会开机床了，“即使毕业后马上进工厂，我们也不会怵头。”
王尧读了4年中专后，2001年起在北京联合大学读大专，然后升本，他学习的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在他看来，从专业知识和实践的角度来说，大学老师对他的帮助甚至还没有中专老师大，“中专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工厂里出来的，对企业需求比较了解，而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与用方面的脱节，实际上从教师安排和课程设置方面就开始了。”王尧至今还记得，学校里的一位老教师曾经无奈地说，像机械制图这门课应该至少学一年，每周4个学时，机械工艺这门课没有两年更是连皮毛都学不透，“但这些课往往都被压缩了，专业课不像以前学得那么深了，一些有利于拓宽思维广度的课程被加了进来，例如现代制造技术、工业机器人，我还学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会做网页，还持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数控机床操作工职业资格四级证书。”
尽管在自己的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领域内浸泡了9年，但王尧在迈出校门后还是从事了一份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但他已经算是幸运儿了。2006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至413万，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22%。那年的六七月份，中国有多少像王尧一样的年轻人，从象牙塔走出后，脸上却写着茫然。
大学还能改变命运吗？
从上幼儿园，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再到上高中，参加高考，继而上大学，对于这些“天之骄子”们来说，每个环节的输入端都恐落人后，竞争异常激烈，而当他们踌躇满志地站在最终的输出端口时，才发现异常冷清、乏人问津。
薪酬一直被喻为大学生就业理性程度的“风向标”，“2006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有66.10%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只有1.58%的学生为了职业理想可以接受“零工资”。而《2010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则显示，有18%的被调查者表示 “愿意”接受零月薪。
调查显示，有59.1%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其中50%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制约因素。
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而今，当大学过多受制于统一招生制度、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学习深度不够等综合症并发的时候，大学还能改变人们的命运吗？
河南农民滕振国，在自学数载后，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却遭遇求职难，最后生活、工作又回到了原点。“知识没有改变命运”曾一度让滕振国感到很无助，他坦言，“考上时，真的没想到过会再回来。”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就业率倒挂也成了一种并不罕见的现象，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比不过职校生。
“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很不正常。”储朝晖认为，“这说明研究生的招生量与社会实际需求以及高校的培养能力都没有很好的结合，许多人考研是学历导向拉动的结果。一定要让教育回到本位，有一句话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历只是给别人看的，而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一个人的素质。”
在胡瑞文看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阶段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也由过去的主要培养高级人才转变为包括高、中、初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和教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要更多地降低重心，眼睛向下，面向基层，生产第一线，县镇和农村培养各行各业的建设者。而现在太多的大学将自己定位为培养精英和学术型人才，但我国大学、科研院所每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到10万人，每年流入社会的却有50万研究生和300多万本科毕业生。“我认为高校扩招以后，不少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许多毕业生的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高等教育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让人们能够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上去审视教育，“在经历了世纪之交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和世界规模第一的突破，进而转入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时期。”马陆亭告诉《小康》记者，高等教育到了一个提升质量的阶段，也就是以特色取胜的阶段，应该鼓励不同学校采取不同的办学模式，在教学模式上形成差异。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路在何方？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的说法，应该是：“大改革、大发展”之后要有一个“大提高”。
台海网8月31日讯 台当局“林务局”最近透过网络票选和学者专家推荐，选出台湾十大瀑布，而台中县乌来的内洞三层瀑布，除了是台北人合家同游亲近山林的最佳选择外，也是票选第一名的人气瀑布。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地区是山高谷深的地形，形成许多瀑布、峡谷，瀑布自然成为夏天避暑圣地。台湾十大瀑布，如桃山瀑布，溶融的雪水倾泻而下，洁净的溪流，成为台湾之宝“樱花钩吻鲑鱼”的故乡。也有太平山三迭瀑布，必需搭乘蹦蹦车，再跋涉三个小时，才能一睹美景。
亲近瀑布，可以享受瀑布宣泄的水花迎面而来，还能置身于森林里新鲜空气所摩擦出来的大量阴离子中，呼吸空气维他命，绝对是身心健康的一大享受。
《环球视线》2010年8月30日完成台本《世界经济重排位榜眼探花再对话》，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 水均益：从8月28日到29日，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由于这次对话发生在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刻，因此也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经济地位发生微妙变化之后，中日两国举行的这次高层论坛透露出了怎样的一个讯息，如何来解读现在的中日关系。今天演播室里请到了两位，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宋晓军，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副所长向松祚先生，一起来参与这个讨论。
两位，我搜索了一下，这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日本媒体还是比较关注的，其中有这么几条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来自日本共同社的，说随着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各省厅，指的是日本的各省厅，都在试图借助对华政策来扩大本部门的利益。
日本的《每日新闻》说，日中之间“援助方”和“被援助方”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指的是日元贷款，从70年代开始，中国今年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十年后，中国经济规模将是日本的两倍。
第三条《日本经济新闻》，这一条值得关注，说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刚被替换这样一个微妙时刻，可以看到面对自信的中国，日本处于焦虑的状态。
首先想问一下宋先生，您怎么解读日本媒体的这样一种关注？特别是对于这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所传递出来的一些信息，为什么他们说日本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
正在评论：微妙时刻角色互调中日应如何认定自己“新身份”
宋晓军 特约评论员：我觉得是这样。前不久《朝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都采访过我，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非常担心中国经济，除了GDP的数字超过日本之外，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速度太快了，把日本挤压掉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太了解中国，中国1949年到1979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原来并不是一个传统殖民地国家，在1949年到1979年工业化的速度，特别是重化机电的速度，基础打的非常牢。这样的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当时第二次石油危机把产业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的工业和技术的复制能力，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他们也关心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国的工业和技术升级速度会把日本一些，他目前占有优势的领域抢占掉，这是他们的焦虑。我觉得。
水均益：向先生怎么看中日现在这样一种所谓新身份变换之后两国关系？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我看到这一次全世界对第三次中日对话的关键词，一个是角色转换，第二个就是一个自信，一个焦虑。但其实你要仔细分析日本国内的这些政治家和经济学者的一些评论，他不是焦虑中国GDP超过他，成为世界第二。他焦虑的是日本经济怎么办，因为日本经济已经衰落了二十年，国内的需求非常地低迷，国内的投资也没什么好投的，他到底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透露出来，对我们重要信号是什么，中日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和合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大，因为日本有非常大的要求，他现在希望增加在中国的投资，而且有很多厂，随着日元的升值，随着他国内的需求起不来，他怎么办呢，只好把它移到中国来生产，所以你看这次讨论的话题，包括劳资纠纷都提到这么一个高层的会上来谈，中国的工人要工资，甚至是怎么样，都要来谈这个话题。
水均益：没错，谈的很务实。
向松祚：谈的非常务实，非常细节的问题，当然还有绿色经济，各个方面，所以你看到，日本的经济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很多的生产移到国外去，移到哪儿去，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市场，而且是中国增长最快，所以我想。首先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信息。第二个，中国现在产业升级，刚才晓军讲的，我们产业升级，产业的升级换代在很多高新技术方面，我们也需要日本，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客观冷静地来看待这个角色转换，尽管我们现在好像GDP总量是超过日本，成为第二，但是我们在很多技术方面我们是落后于它，人均收入更不用讲，日本在很多产业里面的先进技术甚至超过美国，它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一块儿，其实我们未来互补，我们怎么能够借助它的高新科技，尽快实现我们的产业升级换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有信心地讲，说我们实现了角色转换。
正在评论：中日博弈稀土限卖日媒解读中国态度
水均益：这次对话刚才，你也提到了中日经济对话，虽然说是每年一次固定的，和前两次相比的话，这一次应该说的确是非常地务实，务实到具体到像劳资纠纷。还有一个热点，稀土出口，中国对于稀土出口限制。这个也成了焦点，日本当然是希望，据说这次希望能够放开，但是中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很多媒体把这看成一种信号，中国现在态度变了的一种信号。像《日本经济新闻》说，中国看穿日本不安，干脆不做任何的承诺，日本虽然攒足了劲，要求中国放宽稀土出口以及解决劳资纠纷，但是被轻描淡写地应付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专家观点：中日经济互补和合作空间将越来越大
向松祚：我觉得日本这个解读多少我是不同意，他们那个解读是有点偏差，为什么呢？其实你看，如果我们从战略资源来看，中国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对战略资源的需求，比他还要大得多，因为中国的体量大、人口多，而且中国在很多资源方面，我们是非常欠缺的，包括稀土在内，其实中国稀土储备量占全世界可能就是三分之一，我们未来要搞新材料，我们要搞很多高科技，都需要稀土资源，当然更不用说别的，比如说石油、矿产，其他很多资源，中国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是非常稀缺的，当然日本也非常稀缺资源。所以这两个所谓的第二、第三名，他们在资源方面，我觉得是未来双方竞争的一个焦点。
专家观点：战略资源定价权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稀土尽管储备量只有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在全世界市场上出口我们占到90%，所以我们的商务部长讲，说我们这一次要限制它出口是不得以而为之，什么叫不得以呢？因为我们，有一句话，我们把稀土这么宝贵的资源，本来是黄金一样的价格，当做蔬菜一样的价格卖出去了，我们没有定价权，我们没有资源的定价权，你看我们出口这么多，也没有定价权，现在我们很多资源，我们买这么多，我们进口这么多，我们也没有定价权。所以怎么能够赢得国际资源的定价权，至少你部分掌控定价权，是未来中国整个在全球资源市场上一个最重要的挑战。
水均益：没错，其实说到这次对话，的确是很受关注。这次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对话的是日本外相冈田克也，这位57岁的日本外长在日本是有名的支华派，在对华政策上应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他主张不参拜靖国神社，也不支持台独，冈田的性格比较直率，敢说话，当然主要还是敢为日本说话。在中日经济对话结束之后，我在北京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日本外相冈田克也眼中的中日关系很多的一些话题。
2009年上半年，中国在进出口两方面均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截至2010年4月底，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10年8月16日，中国第二季度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一直以来日中间“援助方”和“被援助方”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每日新闻》。2010年8月28日，第三次中日高层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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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水均益：外相先生其实我们知道，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比较脆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日之间的这样一个高层的经济对话，它的意义是不是显得更加突出？
冈田克也 日本外务大臣：这次对话，我们就当前问题和中长期问题进行了沟通，当前方面，世界经济还处于非常脆弱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GDP总和已达到全球的17%，占有很大的份额，此次对话双方就两国加强合作，克服目前全球严峻的经济形势，分享了看法，具有重要意义。
水均益：说到中日经济，最近有一条消息，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第二个季度已经超过了日本，这可能意味着到今年年底，中国就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不知道作为外长先生，您个人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变化？
冈田克也：我认为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对日本是有好处的，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经济发展的规模超越日本是迟早的事，并不值得大肆炒作。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总量也将超过美国。现在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对全球经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日本也已从中获益。
解说：多年来中日间经济关系一直朝着互补共赢的方向前进，但之前的显示调查，中日民间对彼此的认知却不乐观。2010年第六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方有60.2%的公众和59.8%的学生认为，中日关系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分别比去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日方有40.6%的公众和61.8%的精英阶层人士看好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势，也分别比去年上升了9.5个百分点和11.4个百分点。
水均益：我想请外相给我们评价一下，这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结果，您个人怎么看待？
冈田克也：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作为外相和鸠山前首相，和菅首相一道，一直为致力于日中关系的进一步改善，这些努力在这次的调查数字中得到了体现。所以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认为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上，相关数字还不太理想，所以我们还要更加努力，向更多的日本老百姓介绍中国。
作为其结果，我们希望日中双方的老百姓，能加深彼此了解，不断前进。
一批重点项目实施推进防艾工作
上半年我省新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记者从昨日在昆明召开的2010年全省防艾办主任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重视下，我省将防艾工作列入全省年度重点工作之中，有针对性地启动实施了一批重点防艾项目，积极探索防治艾滋病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开展监测检测126.4万人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4960例，其中，艾滋病感染者4148例、艾滋病病人812例；报告死亡1074例。新发现感染者人数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今年，我省第二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项目在总结第一轮工作的基础上，从红塔区、临翔区、大理市3个中央重点示范区到17个中央与省级共建示范区，继续全面落实国家各项防治艾滋病、性病措施，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在治人数等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三年兴边富民工程艾滋病防治项目以逐步建立和巩固跨境双方合作机制为基础，重点针对跨境目标人群等开展预防救治工作，目前进展顺利。第二轮省级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继续着眼流行水平较低，项目覆盖程度不高的地区，以开展政策倡导、大众宣教和能力建设为主，提高该类地区应对艾滋病的能力和水平，目前项目正有序运行。省级防治艾滋病创新项目，重点支持男男性行为人群、流动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基础性研究，探索我省艾滋病防治的难点问题，现15个子项目进展顺利。国际合作项目投入艾滋病防治经费5994万元，不断引进先进的防治策略和方法，培养出一大批适应工作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我省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全面发展。至今年7月，全省对外出务工农民开展防艾培训18万人、免费艾滋病检测105万人、美沙酮维持治疗在治11157人、免费抗病毒治疗在治142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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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做好7项防艾重点工作
30日，2010年全省防艾办主任工作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提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近期要做好7项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会议提出，各级各部门近期要做好以下7项重点工作：一要继续探索防治艾滋病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模式，成功的模式和成熟的经验要迅速向适宜地区和领域推广；二要以边境地区、边远农村等为重点地区，以流动人口、外出务工、出入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配偶、“涉外婚姻”等人员为重点人群，进一步加强综合防治工作。三要加大关怀救治力度，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纳入低保的关怀救助范围，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关怀救助的方法和标准，拓宽救助渠道，创新救助机制。四要做好检查督导。五要继续实施好国际合作、国家级省级各个项目，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达到预期目标。六要继续抓好美沙酮维持治疗工作，争取尽快达到国家要求。七要继续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区民间小组参与我省艾滋病防治工作。
记者 刘熙（云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