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马国川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1980年8月18日，74岁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陈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
邓直言：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整整3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变，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篇被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的讲话，更具现实意义。学者们认为，如果说邓小平生前就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则成为他的未竟事业。
更让有识之士感到忧虑的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全面的社会转型压力越来越大。
当年，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有清醒认识，他坦承：“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
但作为有历史责任感的一代政治家，他坚信：“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无可置疑，邓小平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起，主动承担起了那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政界、商界和学界三位人士，畅议政治体制改革前景。他们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社会局局长、现任国际标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鲁，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
三位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都认为，30年过去了，今天的一代人必须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未竟事业。
改革事业未竟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
《财经》：应该如何评价邓小平当年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杜导正：许多观点都很深刻。比如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揭示了建国后毛泽东犯错误的一个根本原因。
1957年后毛泽东追求其“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制约领导人的很好的政治体制。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我们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非常有见识的。
陈小鲁：邓小平的讲话，代表了粉碎“四人帮”后领导干部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反思。这个讲话是经过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经过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大家认识到原有体制弊端，必须改革。
1976年“四五运动”后，社会思想活跃，改革成为共识，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出现了“会内会外结合”的说法。
王长江：邓小平是有魄力、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他有大思路，基本问题都指出来了，方向也有了。他的讲话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当然，他没有设计一个具体方案，纲领性的东西需要在探索中落实。
《财经》：邓小平生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他在1986年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看来，这些见解极具前瞻性。
杜导正：1985年、1986年邓小平多次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愿望。那几年政治体制改革形势也很好，1987年我从光明日报总编辑调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就积极推动《新闻法》的起草。但 《新闻法》无疾而终。
就像任仲夷曾概括的，小平同志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
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邓小平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邓小平留下的最大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陈小鲁：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出现了矛盾，主要是党政关系理不顺。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党政分开，划分事权，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
邓是有现代思维的，他看到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不可能都由党来管。正是在邓小平多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背景下，1986年10月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下称政改办)，陆续抽调了20余名中青年学者参加政改办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积极开展研究讨论，思想比较活跃。政改办成立半年，就召开了30多次座谈会，把各方面力量综合起来，出了一个成品，就是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章，它的指导思想就是邓1980年的讲话。中共十三大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1989年风波以后，研究室撤消，那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画上了句号。
王长江：邓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家，他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看得比较清楚，对未来看得比较清楚。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基本上都是他说过的。
他划定的一些边界，实际上留有空间。比如，他说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模式可以不照搬，但道理要不要？规律性的东西要不要？其实空间留得非常大。
中国又遇到坎
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走上一条不归路。不要民主，民主也会敲门
《财经》：3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大，原因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跛足”改革的现象？
杜导正：一些人看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担心引起混乱。另一个原因是现实利益问题。一边是票子，一边是过度集中的权力，一结合就产生了权钱交易，出现了权贵政治。权贵政治也成为改革的巨大现实阻力。
陈小鲁：党和国家的这套领导制度庞大而严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现在主要是现实利益问题，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
共产党最初靠枪杆子打天下，改革开放以来是靠绩效，发展市场经济，蛋糕做大，多数人生活改善。当然，这种成功也是有代价的，两极分化，分配不均，腐败蔓延，污染严重。
王长江：过去30年，我们主要依靠政绩，凭经济发展速度发展。但是，经济不可能始终高速增长；而财富总量不断增加，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和维护利益的意识被唤醒了。执政党就要从“我来帮你们做”转变为“你们看怎么做”。这就是民主。
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走上一条不归路。不要民主，民主也会敲门。但问题是，中国是后发国家，前面有那么多民主的案例可供借鉴，就应该有所设计，至少划定一个框架，让大家进行探索。
《财经》：是否可以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民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对执政党来说就是从绩效合法性转换为民主合法性？
杜导正：现在中国又遇到了一个坎。目前的问题可总结为四个方面：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焦点是权力过分集中，腐败蔓延不止。
如果这个坎过去了，国家将进入一个更加繁荣、民主的时期；若过不去，矛盾就会爆发，会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