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父母的昨天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说起这大半辈子，高中文化的张彦华突然拽起了文：“是孔夫子说的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轻微鼻音下的山东口音溜冒了出来，好像48岁的他自己也有点不适应文绉绉的感慨。
然后，他像流水账一般说起自己的经历：15岁读高中却整天在农场里种地瓜、割秧子；30岁时企业人浮于事，衰相显露；40岁时企业破产，被推向社会。现在50岁了，还在打零工。
“退休养老？等等吧，”他知道在女儿工作的北京，“一平米房子比我当年买一套96平米的单位福利房还高。”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向社会，这一代父母开始步入晚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他们的赡养重任。
张彦华心里像明镜一样：因为很多原因，孩子还养不起父母。他能做的，就是趁还有力气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弥补自己一直亏空的“养老账户”。
6万元的晚年
张彦华有时会突然产生“要是早生几年就好了”的想法。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前，凭着手上的茧子就有可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可当他1979年从高中毕业时，已没有了“推荐”一说。他复习了半年最后还是放弃，因为底子实在太薄：大把青春都已经挥洒在农场里。后来，张彦华去了邻村的磷肥厂当操作工，一个月30元，“领了工资全交给父母，其中18块钱要交给生产队算工分。”
1986年这个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普通乡镇企业升格为市属企业，张彦华也被提升为车间主任。他的工资涨到每月62.1元。
此时张彦华和大哥已经分家，三个姐姐也已出嫁。5个人共同赡养父母，同时抚养先天残疾的弟弟和还在读书的小妹。
那时，他每月的工资要分成3份：20元养老人，30元供弟妹，剩下才是生活费，“每顿饭和同学合打一份菜。一毛钱，对半分，再来两个馒头，1毛钱也就够了。”
1989年，作为“对企业做过重大贡献的骨干力量”，他拿到了“农转非”指标。这意味着他每月可以领到27斤细粮和3斤粗粮。
张彦华事业的顶峰出现在1999年：他当了厂长，每月400块工资。“但企业已经救不回来了，要账的人‘轰轰的’，还威胁要去我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堵。”
这样，在他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只干了不到一年厂长就选择了辞职。如今他想起来还有些“不平”：岁数大点的赶上计划经济，不用担心企业效益，还可以多生孩子。
第二年，单位盖福利房，个人交2万元。一直等着单位分房的张彦华“没钱买，领导给做工作，我还有抵触情绪”。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险些酿成大错：要不是跟小姨子借钱，今天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2004年10月，企业终于破产了。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资、集资款、失业金、保险6万元。这时女儿正读大学2年级，家里几乎没有别的积蓄。
不惑之年他开始出去“打零工”，6年里辗转了四五家企业。2005年，他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最初是每年1500余元，到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元，距离国家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还差12年。
今年7月，他的独女研究生毕业开始在北京工作。他笑称，“挣钱”仍是自己未来“十年规划”的主要目标。他和大哥还商量，让年逾80的老父母搬上楼房，两家均摊2.5万元。
而处于市区黄金地段的房子要用来抵押或转手，为女儿在北京买房“赞助”部分首付款。
张彦华的故事不仅代表1962年，“向上10年，向下10年，在厂子里干过的人，一般的恐怕都是这个样子。”
60岁开始为自己挣钱
李大鹏比张彦华大13岁。他是“老三届”，下乡回到哈尔滨到一家工厂的子弟校上班。1978年，李大鹏结婚。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儿子。那是当地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年，很多家里抓紧要了第二个孩子。李大鹏并不遗憾：生活本来就有点艰难，多要孩子生活更苦了。
那会儿，他和妻子一个月拿不到40元。一直到80年代末，他们家才从平房搬到厂里新盖的小区。7层楼房没电梯，他们家住6楼。他岳父第一次去新房，爬了好一会儿。
夫妻两家各有4个兄弟姐妹，虽然都没有发大财的，但一直到90年代末也没有谁下岗，“我妈家那边邻居说起来，都说我们家命好。”
不过两家的老太太都是家庭妇女，老爷子在90年代后期先后过世，“生活费都是兄弟姐妹几个平摊，最早是一家100块，现在是250块。我们家负担两边就是每月200块，后来500块。有病再平摊。”
2006年、2007年，两家老太太也去世了。他算了算，前后为两家老人摊了不到4万元医药费。不过，几场大病几乎花光了老人们的积蓄，“那会儿工厂还给去世职工家属报销一些，看病也没现在这么贵。”
后来，两家的小儿子和小姑娘继承了各自家老人的房产，拿出钱分给其他兄弟姐妹。李大鹏从两边各拿了2万多元，“老人也都是公产房，分的时候不好按商品房作价。算起来，就是老人没给我们拖累。”
90年代末期，李大鹏家遇上了最严重的挑战：工厂效益不好，他和当工人的妻子一度每月各自只拿200元生活费。好在学校每月有一两百元补课费。“孩子就在厂里子弟校上学，除书本费全免。”
就是在这紧张的时候，工厂房改。他说，现在想起来就是厂里需要现金周转，但是职工家里也都很困难。最后，他们家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还从父母那里借了一些：一共不到2万元。这个6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成了他们家最为主要的财产。2001年，他接了一个补课的活儿，一个月就挣了2000多元，才给妻子买了第一件首饰：一枚金戒指。
好在后来工厂终于挺了过来。这意味着他们夫妻在退休后可以得到一份虽然不多、但非常珍贵的养老金，“我老婆大概有1500多吧。”
儿子第一年高考成绩不理想，没想到第二年就赶上“教育产业改革”，上学的费用翻番：前一年儿子的专业还是每年1400元学费，这一年就是3000元了。他在本地上4年大学花了至少有五六万块，家里几乎就没有积蓄了。李大鹏特别受不了的是，儿子三年级时学校盖了新宿舍，“一学期多两三百，必须搬过去。”
2002年儿子大学毕业后，李大鹏就频繁出现在各种补习班。哈尔滨的房价一点点在涨，儿子在一个准事业单位，每个月一直只拿1000多块。
又过了3年，儿子结婚了。两家各拿了10万元给孩子们买房子。李大鹏在借了2万房钱后，又豪气地借了2万给他办婚礼。原因是，那一年他所在的学校从企业划归到政府办学体系，享受政府办学一样的待遇，“我高级职称，退休后一个月三四千总是有的。”
这样，在李大鹏即将退休时，他终于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进行储蓄，“没病没灾，我再上9年‘小班’，手里至少能有十几万，除了自己养老，还能给孙子点。”
贷款养老
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济南平阴县人田仲良对于谁给他养老心中也没有谱。
三两散酒下肚，脖子根以上的皮肤开始泛红，田仲良经常跟儿子们讲“那过去的故事”。他的语速通常很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指的是他当兵16年间。确切地说，是他1979年入伍后在河北做基建工程兵、月工资8元开始。
1986年，月工资涨到36元，田仲良的二儿子也出生了。虽然国家有政策，但想到“养儿防老”，他决定冒险：“两个孩子可以彼此依靠。”
即使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格的岁月里，农村较城市还是有所不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的工厂里，一旦怀孕几乎无法隐瞒。
镇计生办也写过“举报信”到部队，但被田仲良从传达室截了下来。二儿子最终被罚款600元。
“当时我开车技术好，出差机会多，手里的活钱儿多。”1988年转为“志愿兵”后，他的月收入达到140元。在田仲良和妻子的记忆里，那时的日子“挺好过”。妻子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种6亩地，收获后给父母150斤“养老粮”。如果父母生病或遇有其他重大花销，他们兄弟4人平摊花费。
情况到1993年起了变化，他转业分配到县出租客运公司。而且单位很快改制，所有的资产都出卖了。但那时事业单位不允许下岗。所以现在田仲良的档案还放在客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县建委。
1996年起，田仲良就开始找建委要“说法”。10年后，2006年县里终于给他办了个低保：一个月150元，但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当时28年工龄的田仲良从银行贷了1.7万元补齐了10年间的养老保险“欠账”，现在还有1万元贷款没有偿清。
田仲良听说连续工龄满30年的，养老保险计发比例可以按本人标准工资85%计算。这样还属于“事业编”的他有望每月拿到近3000元退休金，“再加上几亩地，我和老伴的晚年也有保障了”，但2006年后，田仲良已无力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了。
“儿子成家后，基本帮不上忙。现在就琢磨先把欠银行的钱还上。”他说，两个儿子都去城市工作，自顾不暇。他自己攒钱的方法就是从早7点到晚6点到山上种树，虽然天天都很疲劳，而且没有年轻人种得多，“但每天能种40多棵，发40块钱。”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