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日电(记者吴晶、刘奕湛)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日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教育发展蓝图。
这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更是回应民意、惠及民生的教育改革路线图。
1日，曾多次应邀对《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院长严隽琪围绕《教育规划纲要》的意义、亮点以及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 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是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订颁布的，请您谈谈这份文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严隽琪：《教育规划纲要》对于我国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对于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对于指导我们解决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有里程碑作用的。
《教育规划纲要》为我们设定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宏伟目标。到2020年，中国虽然要实现全面小康，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会存在，不能说全面实现现代化。但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中国的教育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样宏伟的目标，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自豪的雄心壮志。但我们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实国情也决定了我们要实现的是较低水平的教育现代化，我们还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
我相信，《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对于我国教育事业乃至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改革创新的精神追求 实事求是的教育理念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导今后改革实践的行动纲领，您认为这份全长约27000字的文本是怎样体现改革创新的
严隽琪：《教育规划纲要》在“20字”工作方针中－－“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确立了改革创新的重要性。
综观全文，《教育规划纲要》从多个层面体现了教育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追求：从观念上，强调公平、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从体制上，明确行政部门、学校的定位与分权，公办与民办学校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教学模式上，强调启发式与开放式；从教育手段上，强调推进信息化。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这是在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教育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要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实用型等多种人才的要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教育理念。
教育投入的刚性保障 政府职能的监督指标
记者：针对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软肋”，《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您认为各级政府需要采取什么措施，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严隽琪：充足的经费投入是支撑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石。《教育规划纲要》提出“4%”的目标为解决我国长期以来教育财政投入不足问题设置了一个刚性保障，使教育投入可以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同步。
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对教育的责任，保障公共财政对各级教育的充足投入。尤其是在义务教育经费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投入责任、加强省级统筹，以政府为主化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债务。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贫困、农村地区发展义务教育的支持与转移支付力度。
应当把实现4%的目标作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监督标准，要特别加强对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绩效评估和监督问责力度。同时，各级政府有责任积极扶持和保障民办教育的发展。要进一步改革办学体制，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社会多方面力量捐资办学和出资办学。
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 基于国情的“机会公平”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您认为我们该怎样理解“机会公平”的概念
严隽琪：《教育规划纲要》有许多涉及教育公平的内容。在提出战略目标时就开宗明义：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实现教育公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我国来说，教育发展不均衡是制约教育公平实现的重要因素。造成不均衡的原因主要有：不同地区历史发展水平造成的基础不相同，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与机制约束，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应该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教育公平问题，应该理性客观地认识到，从来没有抽象的和绝对的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必然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它的实现程度。
在我国现阶段的现实国情下，“关键是机会公平”的含义首先就是确保每个孩子“上得起学”，入学无障碍。各级政府要切实负起促进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建设覆盖城乡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力扶持社会各类困难和弱势群体，保障他们基本的受教育权利。
在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义务教育均衡方面，各级政府应贯彻落实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应该至少在这个学段禁用公共财政来设立重点校、重点班。
因地制宜普及学前教育 重点扶持农村地区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民众对此反响热烈。您认为在现实条件下，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尽快解决学前教育面临的问题
严隽琪：随着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独生子女的数量增多，社会对专业化学前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但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这就产生了“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差”等问题。
据最新统计，2009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也只有74%。而且，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差距显著，2007年全国城镇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55.6%，农村只有35.6%，两者相差20个百分点。
根据调研，在城市，民众普遍反映入园难、入园贵，最重要原因是公办幼儿园资源不足，其形成背景十分复杂，在经济转型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单位、集体举办的幼儿园纷纷从原有单位中剥离，被关、停、并、转；一些地方由于对学前教育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到位，简单将幼儿园推向市场，减少或停止投入，导致具有较高质量的普惠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越来越少。同时，对民办教育促进也不够。
在农村，民众主要反映的问题是入园难、入园差。迄今我国中西部农村尚有近40%的乡镇没有一所中心幼儿园，农村学前班、幼儿园布点稀少，有近三分之二的农村幼儿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同时，在有限的农村幼儿园中，普遍存在着办园条件差、教育质量较低的问题；教师大多缺乏专业培训，极大地制约着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
因此，普及学前教育需要因地制宜，在城市和农村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在城市，我们应立足于供给多元化的格局和需求差异化的现实，形成符合实际的政府、社会和家庭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一方面，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努力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面向广大的普通家庭、低收入家庭儿童和流动儿童等各类普通、弱势群体的公办幼儿园；另一方面，要积极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广泛发动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发展学前教育，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总体供给量。
在农村，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研究建立一种普惠式的新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与保障机制，以政府投入为主、集体经济支持、积极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和家庭适当分担成本的投入与保障机制，尽快改变农村学前教育少、乱、差的局面，为广大农村儿童提供普惠的、具有基本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同时，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贫困、农村地区发展学前教育的支持与转移支付力度。
我们建议政府抓紧建立和完善对城市困难、弱势群体的扶助机制。
科学民主的国家决策 中国教育的崭新起点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实现新跨越，迈向新台阶，您作为参与者、见证者，有哪些个人感触
严隽琪：我曾在高校工作过，目前我所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也是一个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应该说，我对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有着十分深切的感触。
在我看来，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国恢复教育秩序、实现教育强国梦的历史性转折点，中国教育从此翻开新篇章。1985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和以教育体制改革为主要议题，在新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绘制了90年代和新世纪初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蓝图。1994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对于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发挥了重大影响，中国教育从此走上加快发展的新阶段。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从此成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旗帜。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我们应该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做出一系列改变国家命运的战略抉择，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实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转折。
就在不久前，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世情、国情和教育改革和发展实际，再一次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式、任务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全面部署。
紧随这次大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在这部文件近两年的制订过程中，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关注，又有各级行政机构的全面参与，既有众多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支持，又有社会各界的建言献策。两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意见建议数百万条。文本初稿形成后，先后4次大范围征求意见，进行了约40轮的修改。
长期以来，我国民众对教育政策制订及其决策过程的参与不够，这次，《教育规划纲要》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交流与协商，为政府、民众、学术界以及媒体的有序参与搭设平台，反映了决策模式的进步。这种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是值得高度肯定和继续发扬的。制订过程本身，也可以为今后的改革凝聚共识，积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