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深圳说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贺海峰 徐浩程
策划人语
30年，只是一个传奇的开始。
深圳理应做一个更大的“梦”——不仅仅是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应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上，再次担当起“试验田”、“排头兵”的角色。
新30年开局之刻，深圳被寄望于担负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如何破题的大任。因此，总结往昔，是为了扬起敢闯敢干的精神，重新唤醒一座年轻城市的拓荒激情与气魄，进而能再次赋予国人驰骋腾跃的力量。
“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110年前，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给危机沉重的中国人点亮一盏灯。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本刊作“少年深圳说”，不仅是倾听一座年轻城市的心跳，更是希冀深圳在讲述“新改革故事”中再干一个30年。
深圳30年
■本刊记者 王运宝
7月1日，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的大型电子屏幕上，一条闪光的红线环绕深圳的全市辖区，勾勒出一个全新的深圳经济特区版图，宣布深圳进入“大特区”时代。“二线关”设立27年后，深圳特区关内外一体化备受关注，被认为是中央送给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一个大礼包。
与中心广场处在同一条直线上的莲花山公园，是眺望深圳城市的最佳观景平台，站在这里你会领略到别具一格的城市设计，目光所及之处，不同建筑风格的高楼群组成一幅恢宏的城市画面。这幅画在过去30年里徐徐展开，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
“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崛起为一座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几乎所有对深圳的介绍，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的确，中国30年城市化高歌猛进，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替代深圳的样本意义，因为深圳是中国现代城市最好的镜像。
深圳30年，演绎出无数精彩城事。
中国“梦工场”
“创意就是金钱、创新就是生命”的大字标语，在海外装饰大厦树立起来后，不仅成为深圳华强北的象征，更被全体深圳人认可，成为这座年轻城市下一个30年发展的新动力。当《深圳商报》首席记者徐明天在《春天的故事》一书中写下这个细节时，遥想当年蛇口开发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精神图腾，两个标语跨越30年时空，进行历史对话。而标语背后的这座城市，早已无从寻找当年“省尾国角”的边陲小村印象。
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200亿元，相当于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多。从1979年到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79倍。深圳30年，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
30年来，改变深圳的是多重力量的合力，而这一切都要回到原点——蛇口。
“1979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这句歌词已经深深地烙在深圳的城市记忆中，就连深圳特区30周年的宣传标示，仍然以这句话为创意来源，足见其影响之深远。虽然特区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但特区迈出第一步，是1979年的蛇口开发区。
上世纪80年代的蛇口，率先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多运一车泥土加4分钱，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能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极大关注。也许，正是这个“4分钱”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成为一场涤荡深圳特区的旋风，进而从南国边陲一路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计划经济体制。
以蛇口为起点，深圳以体制创新，步步领先。
随着体制的改变，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经济要素开始向深圳汇集。其中，人的移动，对深圳发展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移民之城，徐明天认为，深圳是“人才引力定律”的最好证明。而深圳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根本的因素就是“深圳梦”所衍生出来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深圳对于现代化中国的符号意义，就是用这些或平凡或传奇的个人梦想，装饰了一座城市30年的记忆。由此，深圳当地一家媒体总结说，没有梦想的人，不会来到深圳。
实际上，不管是第一家转移来的“三来一补”企业，还是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都是资本和人力对自身价值的回归，由此带来的观念质变、制度之变，使深圳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独特的启蒙作用。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只有在深圳这个“梦工场”中，才能从“蛇口基因”中生长出招商、平安、中集、万科，以及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品牌企业。如果说这些知名企业是深圳的城市名片，那么华强北的电子商铺，则代表着一种平民化的梦想追求方式，其中所蕴含、涌动着的创业潮，对深圳发展的推动意义，丝毫不亚于那些知名企业。徐明天对《决策》分析说：“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就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创业场’，这个场的磁力吸引着每一个来到深圳的人。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业场的能量越来越大，又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深圳实现梦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比亚迪等叱咤风云的企业，都是从这个创业场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追梦人”的深圳之旅，是过去30年里一段最精彩的城市故事。正因为有了千万个追梦人，才让30岁的深圳更具“少年深圳”的气质和想象力。“这是先生长观念，再生长高楼和速度。想象力应该是深圳最大的无形资产。”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的概括，一语中的。
“大芬丽莎”的微笑
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案例实践区，深圳大芬村的创意独树一帜，一副由小油画拼凑而成的“大芬丽莎”，向每一位参观者露出经典式的微笑。
但谁也不曾想到，当年拿锄头种水稻的粗糙泥手，竟然能拿起画笔创作油画，进而成为世界知名的油画艺术品交易市场。大芬村脱胎换骨式的嬗变，“昭示了深圳过去30年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启迪着未来的30年”，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告诉《决策》。
大芬村最初的起步，与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基本相似，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也谈不上什么创意创新在里面。但就是这种加工生产流水线，创造了深圳第一阶段的经济财富，并由此构成深圳经济产业链的初级形态，富士康亦在此轮浪潮中进驻中国，首站便在1988年选择了深圳。
也正是在加工制造业的带动下，前20年里，深圳基本上都是以“经济制胜”，这一特点在2000年达到了顶峰，深圳成为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在经济数字飙升的同时，深圳整体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但任何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都不是像电脑游戏的版本升级那样简单。拓荒年代的披荆斩棘最需要的是勇气，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的则是智慧。
对深圳来说，华为、中兴更能代表企业创新的DNA。实际上，在深圳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道路中，企业所扮演的主力军角色从未改变，已经形成了以本土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话来概括，深圳从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转变成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科技绿洲”。
2010年，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将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为发展重点，使深圳产业结构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表现形态。
当上海世博会上的“大芬丽莎”向全世界观众展现深圳创意设计之都的美好前景时，在深圳市博物馆的大门口，树立着一座造型为双臂撑门的雕像《闯》，与“拓荒牛”异曲同工，寓意敢闯敢干的深圳精神，同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大芬丽莎”所代表的创意智造，与“拓荒牛”和“闯”所代表的敢闯敢干的改革精神，就是下一个30年深圳梦想实现的双翼。
迂回中突进
今天，深圳已经回到中国改革舞台的中心。
2009年以来，这座“改革之城”动作频频，先是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获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首位；坪山新区挂牌探索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门制改革；2010年伊始，公务员分类改革全面展开，聘任制试点进一步扩大；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确定为法定机构改革试点，探索真正的“教授治校”。
这一连串的改革举动表明，讨论多年的特区重新定位，终于在2008年的珠三角规划纲要和2009年的深圳综改方案中有了明确答案，其中最核心的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而立之年，深圳开始讲述“新改革故事”。
从1980年特区成立开始，高擎改革大旗的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如同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成长的烦恼一样，深圳在2000年“弱冠”之年，一系列的问题便开始呈现，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情绪的变化。最终，在2002年底，以一篇网文的形式引发对深圳的全面反思。
2003年，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激发千层浪，满城风雨起。正如国内某知名媒体评论的那样：网文真正触动深圳人心之处，不是文中似是而非的案例，而是文中流露出的深圳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下降的失落与迷惘。此时的深圳，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篇网文引发出的城市情绪，以及成千上万块的“板砖”，而是历史的拷问。但深圳经历的争论，这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1994年，国情专家胡鞍钢率先向深圳发难并引发激烈争论；更早的在1985年，香港学者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也曾引发一场涉及多个方面的争论。
当深圳内外都在讨论“被抛弃”时，对深圳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外迁潮开始了，此后有逐年递增之势，至2005年，迁出现象开始突显，特别是盛传深圳的“四大金刚”——华为、中兴、招商、平安都将外迁。虽然事实并未如此，但本土知名企业的一个“搬”字，总是格外牵动深圳人的神经。与此同时，由于“行政权三分”改革趋于沉寂，更是引发出社会各界对深圳改革精神丧失的担忧与争议。但实质上，谁也没有抛弃深圳，抛弃深圳的恰恰是深圳自己。
此时的深圳，敢问路在何方？
站在改革的角度上，经过30年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后，“改革越来越难，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说，深圳已是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利益格局更为复杂。“任何改革都会激化一些矛盾。凡是改革，都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尤其剩下的都是革自己的命，需要非凡的勇气。”而且，“经济特区的改革，已经走出了原来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它已经变成涉及到社会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个总体配套改革。总体改革侧重于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分析说。
因此，郭万达认为，改革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改革本身有没有触动根本性问题，有没有把阻碍各领域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排除。在而立之年这个历史节点上，深圳应该重拾改革开放之初的胆量和闯劲，再次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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