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民房”的黑七月

　　“最牛民房”的黑七月

　　23层，村里人的那点房事惊动了全国

　　本刊记者/周华蕾(发自西安)

　　以往在北山门口村，提起村西那栋地标性的23层大楼，大伙总是乐呵呵地带着一股翻身农奴的自豪劲儿，给好奇的路人义务导游兼解说。

　　可现在不成了。自打落下“违章建筑”的名声，它那在民房堆里显得不怎么和谐的“参天”海拔，便成为难堪的标记。村里人甚至避讳提起它，跟老鼠躲猫一样。空气微微发胀的下午，偶尔一个腆肚子的老汉路过，叹口气，“这楼把人害苦喽！”

　　2010年7月23日，西安市雁塔区北山门口村。

　　村子位于南三环内，城市中轴线的西侧，离市区核心的钟楼不到9公里。商人们更愿意把这里叫做“CBD辐射区”。

　　村里的路一如既往地狭长坑洼。亲嘴楼、牵手楼一眼望不到头，“招待所”“出租”和“计生用品”的招牌层层叠叠，没生意的理发店里Lady GaGa的英文歌震天地响。这是古都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初级阶段里，毫不稀奇的城中村一景。

　　唯一具特色的，是这栋无奈地矗在村中央的、已经火遍中国论坛的“最牛民房”。它像植物优先生长的顶芽，远远地把同伴们抛在脚下。左侧是一家百姓川菜，右侧是一家“云佳超市”，它竭尽所能地撑出更大的面积，那暗红色的砖面和铝合金窗户，几乎跟右侧的居民楼面贴面了。

　　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雁塔区建设和住房保障部”7月13日贴的封条，和楼前等待封顶用的两堆泥沙，都泡在汤里。

　　黑七月。高楼眼看着要竣工，被封了，盖房子的老胡失踪了，一切关于电梯房的遐想和乔迁之喜亦都中止。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老胡本名胡梦如，55岁光景，因为说话直，威信高，现任北山门口行政村11小组的组长。在村委会入口处的宣传栏里，鼻子旁边有一颗肉痣的老胡排在“先进党员”的第一位。

　　北山门口村历史悠长。据村史载，该村因毗邻唐都外郭城的安化门得名，原为“北三门”。它由两个自然村组成，以南北贯穿村庄的电子正街为界，村东叫北山门口村，村西是唐家围墙堡子，统一归属北山门口行政村。

　　胡梦如住在唐家围墙堡子。在这个以唐、桑姓传承的自然村落里，胡姓人是旧社会逃难来的。

　　解放初期的北山门口村一千来人，2700亩地。然而人均两亩地的日子，早就像童年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北山门口村，已然陷落在城市的大包围中，进入了寸土寸金的新世纪。

　　城市化飓风说刮就刮起来了。那些祖祖辈辈种满西红柿、黄瓜和玉米的庄稼地，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便大亩大亩地割让出去。先是石油学院，然后是山沟里搬出来的军工企业……

　　十几家厂矿企业入驻北山门口村，每亩地约1万2的补偿，算下来每家能拿到八九万，在赤贫的1980年代，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的村民，心头欢喜。

　　北山门口村的所在地是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走文化路线的曲江不同，高新区是一个政府没有投入开发资金的国家级新区，当年靠着10万元的资本起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土地。

　　比起望天吃饭，卖地建工厂的思路更快地让高新区的GDP腾飞了起来。

　　而东一片西一块的征地，也让北山门口村于1990年代正式成为一个只剩下约500亩宅基地的光秃秃的村庄。

　　等到通通失去了，村民们才慢慢意识到土地的紧要。最头疼的，就是结婚生子分宅基地的事。按村里习俗，一旦成家，就得向村里乃至区里申请宅基地，可这些年土地数量不变，北山门口村的户籍人口却翻了一倍，达到了3567人。

　　申请宅基地的村民与日俱增。有的村民小组已经10年没有宅基地可分了。有人结婚的时候就写申请，娃都会打酱油了，地也没批下来。一大家子人混住一起，兄弟妯娌间的龃龉也多起来。

　　老胡所在的11组算运气好的，挨到2008年，终于有5户的宅基地批下来了，村西那块7分地，自行协商分配。可怎么分配，也到不了每户2分地的标准。再说了，还有好几户等着批宅基地，这已经是11组最后的7分地了。

　　2008年的西安早就高楼林立了，只有城中村还矮着。尽管如此，它还是在以缓慢的速度生长着。农村人的脑海里有两个根深蒂固的概念：种地和盖房子。地换了钱，钱没地儿使，于是盖房子。土房推了建瓦房，瓦房改砖混，建了砖混就小康了。一层修了建两层，两层搭三层，反正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往上砌。

　　即便西安市有文在先——按2006年出台的《西安市城中村村民房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列入城中村改造目录的村庄，不再审批宅基地，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房屋，且确需翻建的房屋，“翻建房屋不得超过二层”——但这些年，不管是即将改造的城中村，还是改造遥遥无期的城中村，最积极主动的事情无非还是盖房子。西安的城中村高度普遍在五六层，渐渐的有了八九层，在“最牛民房”问世以前，西安的最高纪录由糜家桥村13层的电梯民房保持着。

　　在尚未进入城中村改造序列的北山门口村，11组的村民们很快从“全中国向上看”的趋势里得到了启发。“这世界的理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民这样想。

　　老胡试探着和村支书曹松林商量，想把楼盖高点，把大伙的问题一并解决。曹松林点头了，提的要求是，保证房屋质量。

　　大伙凑了钱，请了单位设计图纸，挖了个好深的地基大坑，这楼就在众村民的目瞪口呆中，红红火火盖起来了——一盖就是23层，单价2600到3000元不等。据村支书曹松林表示，这套房只卖给村里人。老胡要的是顶层，跃层式结构。

　　大家都评价老胡，“看得长远”。

　　老胡的长远不止于此，那两年西安的地价早就今非昔比了。距北山门口村不到1公里的太白南路，于2006年出现了“地王”，每亩的拍卖价格是159万元，其时周边村民的土地转让价格只有十几万每亩。而今，地王里长出的楼盘，每平方米的均价为6400元。

　　好人“吓呱呱了”

　　北山门口村从来都走在时代的前头。当年安装闭路监控，这是全西安最早的地方之一，后来村民使用电子门锁，也是最早的。过去，北山门口村都以正面示人，可这回，它成了负面新闻。

　　村里人至今认为，如果不是记者曝光，这好端端的楼不会黄掉。

　　大楼自2008年动工，修修停停建了两年多，中途有过规划部门的人来查土地证，但从来安然无事。直到2010年7月11日，这栋高层民房猝然登上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老胡，被诩为“最牛民房的缔造者”，自此被聚焦。

　　两天后，高楼就被查封了，两个入口处落上了铁锁。本来，这个月底，村民们该分房子搬新家了。那五户原本分到宅基地的村民急燎燎地追问老胡，房子怎么办。

　　打那后，村里人都说，老胡被“吓呱呱了”(注：吓傻了)。

　　村支书曹松林找到老胡，说，你要把资金来源、分配情况、招标设计图准备好，交给相关部门调查。提到高楼老胡就一声不吭。然后前言不搭后语地对曹说，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在党内表现咋样，你是清楚的。

　　再之后，老胡就失踪了。手机关机，家里没人。原本他每天早上在村西的丁字路口买两根玉米，现在却“好长时间不见人咧。”卖玉米的外乡大婶说。

　　那些投了资的村民们，也像受到惊吓的兔子躲起来，他们会对上门的陌生房客抱怨，投了几十万的房子眼看就“打了水漂”，但面对记者绝口不提一个字，只说，“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仿佛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压垮高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年，在大拆大建的西安，远的文物陈树藩故居被强拆不说，近的三爻村堵路、姜村上访，他们见多了。

　　只有外乡人的口气稍微松动些。那些扛着锅碗瓢盆、拖儿带女的农村小生意人，那些染黄毛打耳洞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更远的农村，陆续来到这更靠近城市的农村，像蚂蚁一样填充到罅隙的空房子里。

　　北山门口村迅速膨胀。而今，外来人口的比例是本地村民的22倍，这430亩见缝插针的建筑里，壅塞着7万余人。建筑工地的废弃品和垃圾随处堆放，以至村民们用诅咒般的标语整治村容村貌，比如“不自觉杂种断自(子)绝后”。

　　有的外乡人会逮着记者说个没完。他们说这些天来了好多记者，对着大楼咔咔拍个不停，又说老胡天天蹲守在工地上，是好人办好事，结果办砸了。老街上，一个来自陕南商洛的菜农，对高楼被封似乎见怪不怪。她说，他们老家村里，房子总是盖好了才“违章”。

　　法理之外，《中国新闻周刊》接触到的二十几位村民和外乡人，无一例外地对高楼表示理解——

　　“两层以上的楼房就算违章，那西安的城中村都得拆！”

　　“村民不自己盖，啥时能住上两室一厅？”

　　“23层算个啥，华西村还盖100多层咧！”

　　不盖房子，拿啥致富？

　　事到如今，23层的最牛民房，连同北山门口村都在忐忑等待着。正如北山门口村村委会的黑板报所写，《北山门口村距城中村改造究竟有多远》，文后是十七个问号。

　　2002年以来，西安怀着再造唐都的梦想，要打造“九宫格局”的全新面貌。六城区共有城中村286个。北山门口村落在西南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里。

　　据西安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2006年表态，城中村改造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期行动”，将在8到10年完成。

　　对于前途未卜的北山门口村，这些漫长的年月意味着，改造要么是场持久战，要么是场闪电战，但谁都说不清哪天“拆”字当头。比如举办一次全城动员的大盛会，这一揽子城市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这两年，西安要搞世界园博会，村民们都传着要“拆”，但最终也没等来声响。

　　北山门口村村委最愁的是，在等待改造的日子里，拿什么来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发家致富？

　　这里有句土话，“好出门不如哈在家”。村民鲜有外出务工。

　　90年代那阵，地刚被征，村里大量闲散人员没事干，天天打麻将，村委跟征地单位办起了“雁山天线厂”“雁山电子元件厂”等一系列村办企业，解决了600余人次的就业问题，一时成为市里的“明星村”。可到2000年前后，大环境开始走下坡路，村办企业相继破产。

　　现今，“可以说，这里99%的农民都靠房租活。”一位村干部表示。1289户人家，每年收入房租1个亿多。

　　要增加村民收入，立竿见影的做法就是盖房子。这算是踩红线的事情。但在一个尚未进入改造序列的城中村，建不建房子，能建多高的房子，仍属于管理的盲区。

　　盖房子被认为是不会赔本的营生。等待拆迁的日子里，村民可以把房子出租，把土地效益最大化。待到拆迁来临，也还有兜底的补偿条款。谁知道，盖5楼没事，盖8楼也没事，盖23层，这“出头”的楼就被封了呢？

　　对于这栋既成事实的高楼，可兹参考的命运无非二种：一、像北京通州郊区的农业生态别墅，一声令下即被铲除；二、像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搞农村城市化，自上而下搞“农地流转”。

　　目前，西安市的相关部门仍在研究对策。

　　消失后的某个夜晚，老胡用一个陌生的座机给曹松林打来电话。

　　他说他在秦岭的农家乐里，喝了一斤白酒，心头憋屈，说，本来想做好事，给大家谋福利，没想到办成这样了。

　　曹松林说，回来吧，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

　　但老胡至今没有回来。

　　曹松林记得那时候醉醺醺的老胡说，哪天我把记者叫来，把情况一说，从23楼顶上一跳，这事也就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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