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画像石仿制技术粗糙
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画像石存在许多问题。其一是数量，安阳考古队最初说有1万多块，后来说几千块，现在说几百块(均见《曹操墓真相》一书)，且都是碎片。画像石的数量因受质疑而骤减，不能确定其数目。其二是发现地点，安阳考古队一会儿说在洞口，一会儿说在墓中，一会儿又说是从盗墓贼手中追回的。其三是时间，2009年发布会说是当年发现的，但早期不是这样说的。其四是内容，原来说是水陆攻战，现在叫七女投江或者复仇。下面我们看看这几块石头。图1见2008年12月《报林》，该期刊登的安阳考古队撰写的《这儿就是曹操墓》说：
2006年，在西高穴的被盗墓处曾被盗掘出数件文物上面有“魏武王家用”铭文。曹操终生未称帝，去世时最高爵位为武王，因此怀疑是从上面墓葬中盗出，最起码是在其附近出土。这也是有关曹操陵墓的又一直接物证。同时这里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画像石现在已断为三块，拼接起来基本完整时代为东汉晚期，内容为水陆攻战图，其中每个人物旁边都有题字，如“咸阳令”、“主薄车”、“首阳山”、“侍郎”、“侍臣”、 “纪梁口”、“口者车”和“一使者”等内容，这也绝非是一般墓葬中所能出土的。
我们知道，我国考古发现的画像石以数万计，但墓主级别都在二千石以下，西高穴大墓既然是王侯墓，怎么会有画像石呢？至于“怀疑是从上面墓葬中盗出，最起码是在其附近出土”这种话只能说明根本就是瞎编。我们可以看到画像石上面切槽参差，石粉还在，以脏水涂抹，清清楚楚。图2所示的挌虎大戟石牌上也抹了脏水，“大戟”二字石粉还很清楚，石头质地鲜明，没有久埋地下的沧桑感。
图3所示画像石的内容原来说是水陆攻战，现在称是七女复仇，但是在图案中又找不到七女。实际上这幅图的内容为垓下之战。图4是山东嘉祥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图3所示画像石就是仿制图4的，但制造技术非常粗糙蹩脚。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存在三个问题
根据《报林》说明，西高穴大墓出土了魏武王家用文物，但至今从未显示，只展出了大戟系列等石牌，见图2、图5。图5所示石牌所刻文字很有“创意”，不伦不类，混乱无序。我们要重点说明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1)关于“魏武王”。曹操称呼很多，但是都受到时间的制约，称呼曹操为“魏武王”在曹操死时的东汉和在曹丕称帝期间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些人从后世文献找到很多关于“魏武王”的记载来证明，这是不明礼制。只有后世才有称曹操为“魏武王”的提法，《三国志》中绝不会这样乱说。既然没有，石牌当然是造假，应该是后人伪造的。
(2)关于“常所用”。很有意思的是，西高穴大墓出土有几个“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这很荒唐，因为衣服可以“常所用”，碗筷可以“常所用”，武器怎么有很多“常所用”，这不符合汉语规制，只能有一种是“常所用”。
(3)关于“大戟”。“大戟”这个词，我仔细比对过三曹所写的诗文，并查阅了汉代扬雄《方言》，发现三曹使用的主要是秦晋方言，“大戟”应该叫“釨鏔”或“鏝胡”，而没有“大戟”一说。至于说用大戟经常挌虎更是开玩笑，曹操没有打虎记录。
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直接冲突
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曹操生平根本无法互相印证。其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曹操是薄葬的，而且曹丕写的《武帝哀策文》说曹操的灵柩“弃此宫廷，陟彼山阿”，曹操墓当在山上，而不在地下。其二，曹操墓没有金银珠玉陪葬。陆机所写《吊魏武帝文》序文中说曹操在遗嘱中指令把他“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其三，曹丕称帝后才刻金玺，置于曹操墓首。《晋书》记载：“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由此可见，西高穴大墓那些金银铁玉不是作伪是什么？
考古学也要严守学术规范
既然是考古，至少应该“考”完再下结论；强调考古学是经验性学科，那也不至于说不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吧。根据我看过的汉代墓葬，西高穴这个墓应该只达到太守级别水平，河南新发现的曹休墓与其相似，所以西高穴大墓达不到王侯水平。
既然文物来自文化层，为什么只有石牌而没有其他文物？说白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文化层，那个小墓早被盗空了，土也是回填的。这印证了闫沛东说的“埋地雷”之说。几乎所有的结论都与人情、学理、文献不符合。所以倪方六说只有权威认定，没有权威发现。许宏说，你都评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了，还在挖，这墓挖到啥时候能结束呢？我想说的是，这次“曹操墓”的“被发现”存在行政影响。确认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不可能，但否定该墓为“曹操墓”也会很辛苦，也需要时间。
此外，西高穴大墓还存在许多其他问题，诸如关于该墓出土的男性尸骨也存在很大争议，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至于倪方六说没有印章、墓志，李路平说《鲁潜墓志》仿照《曹全碑》、武威汉简、居延汉简之类，曹魏五铢不当出现墓中，考古学界前辈徐苹芳先生说目前并没有东西来证明该墓是曹操墓，等等，这些是他们的看法，我都赞成，但不是我的发现。最后我想说的还是一句老话，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里看不到所谓“秀场”之类的景致，这个“曹操墓”出土的不少是假货，我为什么要帮你证明？又怎么能证明得了？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震云)
随着8月21日河北籍学者闫沛东对外宣布已掌握曹操墓造假全过程的证据，关于曹操墓真假问题的讨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由于闫沛东的线索最初来自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记者近日就石牌造假的可能性问题走访了该市场，采访了相关人员。
石器商贩、收藏爱好者：石牌仿制在技术上不存在困难
令记者惊讶的是，接受采访的所有石器商贩、收藏爱好者一致肯定地认为石牌仿制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困难。一位石器收藏爱好者告诉记者，汉代的东西极易仿制。一位商贩则透露，在众多材料当中，石制文物是最容易造假的。
对于仿制这样一块石牌所需要的时间，受访者意见不一，少则几天，多则半年，关键要看对复古程度的要求。在谈到仿真度的问题时，商贩表示，如果需要，仿制工场完全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连专家也难以辨认。
而当记者就曹操墓石牌问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办公室采访时，一位工作人员略显气愤地表示：“潘家园市场是贩货之地，不是造假工厂，任何说法都需要证据！”
然而饶有趣味的是，记者在走访中也确实听到，该市场被一些人戏称为“假文物集散中心”。
文物专家：提升鉴定水平 打破文物造假“产业链”
离开潘家园市场之后，记者围绕着文物造假问题也对故宫博物院的几位文物专家进行了采访，试图探究文物造假产业的来龙去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物造假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蔡毅告诉记者，现在文物造假太多太乱，也有造假产业这一现象，主要是有些二道贩子在其中倒买倒卖。造假不能还文物的本来面貌，是单纯逐利者的手法。对社会来说，有些生产是为了工艺的传承，比如钧窑汝窑的恢复生产，这是为了传承老祖宗留下的瓷器生产工艺。如果不加以传承，工艺就失传了。但研发出来以后，其中就有一些人不按规矩去做，而是进行伪装，表现出古旧的面貌，拿到市场上去蒙人。
故宫博物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画专家对记者表示，现在文物造假的确很多，主要是出于利益的驱使。因为文物市场很好，大家生活条件也好了，有了物质基础以后，就有了文化的需求，就要去买这些东西。文物造假有“产业化”的趋势，包括做一幅画都是合作的，谁来画山水，谁来做纸张，谁来做旧，谁来做印章，等等。
故宫博物院玉器专家赵桂玲告诉记者：“玉器的造假方法起码不下十种”，然而做古玉研究的人不是很多，内行的人更不多，但是随着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玉器，玉器开始热了起来，很多搞收藏的人和门外汉也开始逐渐喜欢玉器了。
一个产业的繁荣首先离不开市场。随着人们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变，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层面的需求就凸显出来。以前的文物爱好者一般都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和文物知识，对文物多多少少有一定的鉴别力；而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变成文物爱好者，这个群体向普通人扩散，文物鉴别力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大量权威的鉴定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我国目前鉴定机构匮乏，而且资质良莠不齐。一位专家透露，中国目前在文物鉴定过程中，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够出具一锤定音的鉴定证明，这无疑给制假、贩假者提供了机会。
赵桂玲告诉记者，人们对玉器的鉴赏水平就是参差不齐的。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具有一定的鉴定水平，但鉴定问题不是靠一知半解就能够解决的。鉴定机构不少，但是能力不足。这也导致这么多人作假，这么多人花钱买赝品。蔡毅也对记者谈到，造假对专家来说，就需要后者不断提高鉴定水平。出现新的造假方法，就要有新的方法去鉴定它。(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钟哲 实习记者 刘潇潇 赵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经常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与中国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曹操墓真伪之争”连线采访了罗泰教授。罗泰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考古，也并没有考察过安阳西高穴大墓，因此对曹操墓真伪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针对曹操墓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学理问题和文化现象，罗泰教授则提出了一些思考多年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曹操墓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和争鸣，请问您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考古学的美国学者怎么看待曹操墓？其在学理上存在什么问题？
罗泰：因为我并不是专门从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的学者，所以我对所谓的曹操墓并不能提出具体的观点。我只能就一般性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我对如何处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材料的关系多次发表过看法，此前也曾谈及曹操墓问题及相关的争议，原则上我能够说的是，考古学家“不必”并且可以说是“不应该”执著于将一些考古材料或考古物质遗存与某个著名历史人物连接起来。
我原来就曾经说过，考古学的本质并不在于把这些东西和已有的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如果仅仅着重于这样的连接，即使不是从事考古学的人也能做到。考古学应该先把那些物质文化本身弄清楚，在此前提之上，与曹操之类的人物联系起来倒也无妨。但重点并不在于某某遗迹现象是否和人们已经认识的人物有关系，有关系固然好，没有关系也是无所谓的。考古学如果更集中于科学发掘的物质材料本身，就能够为科学探索提供更有价值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曹操墓在公众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也许可以说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与公众之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您对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何建议？
罗泰：对于中国如何促进公众对考古学的了解，我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因为这是与中国当下的社会情况紧密相关的问题，而我对此缺乏充分的理解。我只能建议中国考古学界可以考虑学习日本的做法。在日本，公众考古学发展非常成功，而且我认为它的成功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
中国拥有灿烂的文化遗产，其容量和重要性都是很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正在持续增加，中国人也逐渐富裕起来，因此现在在中国推进公众考古学的工作具有非常好的基础，而且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做得很好。
(实习记者曾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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