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38度线的回忆——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史料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当年，彭德怀坐着一辆小汽车孤军深入，成为志愿军真正意义的“先锋部队”；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刘祥、陪同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便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主笔◎李菁
深秋入朝
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今丹东)乌云密布，飘着微微细雨。鸭绿江大桥边，有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到了江口上，邓华、洪学智、解方、韩先楚、杜平等几个送行的13兵团首长，有几个人在江边和彭总握了一下手，我们马上上车就走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一间办公室里，86岁的杨凤安老人至今仍能清晰地向本刊记者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幕。杨凤安是河北人，解放战争后期到彭德怀身边任军事秘书。
杨凤安说，用“行色匆匆”来形容10月19日这一天的彭德怀，再恰当不过：拂晓时分，彭德怀离开北京饭店直奔西郊机场；9点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确定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当天下午，在4架米格-15战斗机的护航下，他和高岗又乘里2-型飞机，抵达安东机场。
“下了飞机，我就看到一帮人围着一个首长，然后他就坐到我车上了，表情一直挺严肃的。我一看，心说这么凶，这么威风，心里就有点慌。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连个团长都很少见到，我只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但到底有多大，我也没概念。”刘祥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是驻苏家屯的13兵团某汽车班的班长，前一天夜里接到通知，让他到团里去一趟。“通知我的人让我把东西带着，到连部去打包，谁也不要惊动。”到了沈阳，才告诉他，要开小轿车到机场接一位首长。
时隔60年后回忆，刘祥笑着承认，当初听到任务，他是“强烈地抵触”。1931年出生的他，从“辽沈战役”时期开始开车，“都是大卡车给前线送炮弹”，后来“从东北一直开到了海南岛”。
于是，杨凤安与两个警卫员，与彭德怀一道，就坐上了刘祥开的“嘎斯69”，穿越鸭绿江大桥。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坐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杨凤安说，当时车旁是齐刷刷的部队，车上的彭德怀，还没来得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出来时穿的旧呢子黄军装。而刘祥只记得那位陌生的“首长”一路上都紧锁眉头。
车子很快穿过了鸭绿江大桥，到达新义州。“新义州那时候黑糊糊一片，到处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杨凤安回忆，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有把翻译带上。“人生地不熟，这语言也不通，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几个朝鲜人民军来了，一问，是他们的外务相朴宪永派来接我们的。”
“他们肩上都扛着大牌子，可能是将军，后边跟着好几个人。将军就到彭老总跟前敬个礼，让彭老总下车，坐他的车。彭总摆手不坐，说‘走吧’。”刘祥说。来的人是新义州委员长，在他的办公室，彭德怀与朴宪永见了面。几天前，朴宪永曾专程到沈阳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战局，他介绍，金日成正在熙川附近一个隧道的客车厢里指挥。
“彭总当时非常着急要和金日成首相见面了解情况，否则几十万大军过去怎么打仗？结果我们到了新义州之后，他们说和金日成也联系不上了，这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杨凤安回忆。因为美军还在头上不断地轰炸，“我们就没有再往前走，决定沿着鸭绿江，先到水丰发电站，那个地方和前方有通信联系”。
当天晚上，这一行人住在朝方准备的小房子里。刘祥还记得，小房子的地铺烧得挺热乎的，“我跟警卫郭洪光商量，把老总的被子给铺在炕头上，可是老总进来一摸说：‘不行，让小刘过来，小刘你年岁小，睡在炕头上！’所以我睡热炕头，那一头是郭洪光，我们俩夹他一个人。我还想，这首长看着挺凶，实际怎么这么和蔼啊！”
第二天早上，刘祥说他早早地就起了床，发现门外还有一圈的岗。“此时有几个朝鲜人民军的人要见首长。杨凤安引着几个人去见首长了，我就和等候在外面会说汉语的副官聊天。聊着聊着，这个副官说，‘彭副司令的身体还挺好的’。我惊了一下，这才知道原来和我挤一个炕头睡了一晚上的首长是彭德怀！”
突然受命
1950年10月1日，彭德怀参加了西安的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他检阅了第19兵团7000多名指战员和22万群众，这次庆祝大会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但对此时驻守在西北的彭德怀来说，朝鲜似乎还显得有些遥远。
“我们那时驻守大西北，西北的土匪还有好多，剿匪还没剿完呢，压根儿没想到后来会去朝鲜战场。”杨凤安坦言，当时彭德怀住在西安城区鼓楼北面，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他和浦安修住在会议厅东侧的小房子里，杨凤安就住在正厅西边的小屋里。
杨凤安回忆，朝鲜战争打响后，彭德怀曾要杨凤安给他找一幅朝鲜地图。杨凤安跑了西安的很多书店，才买到一幅朝鲜概貌图，挂在彭德怀卧室兼办公室的墙上，并每天报告朝鲜战局的情况。但他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怎么恢复西北的生产发展上。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召开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中办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找彭总。当时会还在开着，彭老总正在讲话呢，我说：‘北京来人了，到北京去有事’。”
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当时“啊”了一声，显然有些意外。接他的人也不多说，就说中央有个会议，毛主席让立即把你接到北京，要马上听一听你的意见。“此时已接近中午12点，彭总马上散会，简单吃点饭就准备起程。”
时隔多年回忆，杨凤安说，当时彭老总根本没意识到会调他到朝鲜战场，临行前，他还特地问了句：“西北剿匪的文件资料要不要带上？”彭德怀考虑了一下，认为中央是让他过去汇报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所以要求负责经济的秘书张养吾带好资料随他一起去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会议主题是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而会议中总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回到北京饭店，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杨凤安说，后来因“反党”罪名被关押的彭德怀在“交代材料”中曾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他倾向于同意出兵。
10月5日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毛主席等于就在彭老总面前点了他的将了，彭总想了一下说，他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决定。”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彭老总到了北京，才发现情况不是他原来预想的，所以他赶紧往西安打电话，让我过去跟他会合。”杨凤安回忆。
杨凤安说他赶到北京，并没有与彭德怀接上头——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已经飞赴沈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杨凤安一个金属四方盒子，里边放着一个公章，杨凤安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这才意识到，彭老总又要挂帅出征了。”
拿上“帅印”，杨凤安也赶飞沈阳，可还是没见到彭德怀。原来，10月11日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要求他回北京的电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没准备好，不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彭德怀和高岗又赶回了北京。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就出兵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仍决定出兵。
“等彭老总再从北京回沈阳时，我才见到他。”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杨凤安说他还见到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年轻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蔼、稳重，也很有风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彭德怀送行。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把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毛岸英于是成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
“光杆司令”
时隔60年再回忆，杨凤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鲜那边一看，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迎面而来的第一关是与金日成的联系都成了问题。“我们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水丰发电站，还是联系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联系上。”杨凤安说，此时金日成已经转移到了平安北道的北镇附近，因为在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所以一直等到黄昏，一行人才又开始动身。
于是，朴宪永的车在前面带路，一小一大两辆车紧随其后，沿着鸭绿江往东驶去，细雨此时已变成了小雪。
沿路那些惊慌逃难的朝鲜老百姓给杨凤安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头顶着东西，有的背着孩子赶着牛车，我们往里面走，他们向咱们鸭绿江这边跑，路都被挤满了，所以车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鲜老百姓高喊一声，提醒敌机来了，几秒钟后，果然听到敌机的隆隆声，接着炸弹爆炸声、敌机上的机枪扫射声连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全是丢盔卸甲的，看着挺惨，再看咱们的部队跨过鸭绿江，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当时才19岁、正年轻气盛的刘祥回忆。
前面带路的朴宪永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华沙牌轿车。“朝鲜司机对路比较熟悉，所以把车开得很快，我们对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虑到彭总的安全，所以开得稍慢一些，前面的小轿车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段。彭老总着急和金日成会面，我们就和朴宪永商量，后来彭老总就上了他的车。”
10月21日早上6点多钟，两辆小车来到东仓和北镇之间的小村庄大洞附近。进入山区小道，道路非常崎岖，不远处有木栏杆拦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下了车，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放下。之后在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彭德怀与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题。彭德怀问：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你彭总司令(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我现在已仅仅有3个多师在手上。”
杨凤安回忆，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被切断在“三八线”以南，而就在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的前一天，美军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克阿瑟称此举目的是要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所以那个敌人就肆无忌惮的，如入无人之地，甚至以整连的兵力分头沿着公路向鸭绿江边前进”。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跟随他们的电台也一时失去联系。原来，当刘祥驾驶的嘎斯车与朴宪永乘坐的华沙车会合后，两辆小车加快速度，后面的装有电台的卡车渐渐被甩在后面。而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杨凤安突然意识到，眼下，彭德怀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此时的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屋里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可是看见的仍是背着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他回到屋里，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此时时刻，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手下只有4个兵：司机刘祥、参谋杨凤安和警卫郭洪光、黄有焕。“彭总根本没带武器，我们连个手榴弹都没有，只有两个警卫员，两支破驳壳枪，让敌人发现了毫无办法。”杨凤安至今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事实上，南朝鲜第6师主力已经占领熙川，正向温井冒进，其中一个团已经绕到他们的后方。所以，曾经有人评论，彭德怀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排头兵，实不为过。所幸朝鲜多是狭窄的山地山路，公路没几条，美军机械化部队主要沿着公路深入，一时也很难发现隐蔽在山谷里的对手。
黄昏时分，载有电台的卡车终于出现了。杨凤安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跟丢后走到南边去了。“到了龟城，他们发现(北朝鲜)老百姓哗啦啦地往这边跑，敌人已经往这边来了，见势不对，扭头又往北来。”通讯处长崔伦安好电台后，彭德怀异常高兴，立即向毛泽东、高岗和邓华发了第一封电报。
电报发走后，还是等待。“我那时候也很着急，我没事就跑到沟口那儿，朝我们部队来的方向看。”杨凤安向本刊记者回忆，这几乎是他平生最难熬的几十个小时。10月23日，炮声由远及近，成群的美机低空掠过。大洞的志愿军指挥所仍然只有寥寥数人，另有朝鲜代表朴一禹带来的人民军，一个十几人的警卫班。
“23日黄昏，路口出现了咱们志愿军的服装。我看到后，赶快告诉他们：彭老总就在沟里边。”来的是40军118师的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他们带着1.3万多人已到达沟口。因为当时规定军、师电台不准开机，“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既无上级指示，又无友军通报”，所以他们也陷入一团迷雾中。邓岳和张玉华是乘吉普车朝山沟内几间茅草屋开进，不想意外地找到了彭德怀。
“彭老总见到他们，也是非常高兴，还亲自给他们倒水喝。邓岳告诉彭老总，这里很危险，彭德怀爽朗地说：你们来了，我还危险什么！”细心的杨凤安注意到，这是彭总过江来第一次这样轻松。
较量
“在新安洲到元山以北有一道大山，毛主席在国内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那个地方组织防御，敌人来了先打一些小的歼灭战；等我们军队改善装备、有了经验后，再夺取平壤。”杨凤安回忆。可是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后才知道，敌人实际上早已越过这道防线了。
所以彭德怀马上改变了作战方针。“他部署部队到温井隐蔽起来，敌人过去不管它，敌人后边来了以后你把它截住，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敌人稀里糊涂地就被我们打败了。”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是打了一次伏击性的遭遇战。在此之前，彭德怀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部署等一切高度保密。“部队夜间行军，白天停下，所以敌人根本没发现我们的20万大军。结果一开打，他们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说是兵从天降，赶快收缩，我们就边追边歼。”
“第一次战役，我们打垮了韩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更重要的是，把美国所谓的起家的骑兵1师，王牌部队，歼灭了将近一个团。”杨凤安回忆起来，还是忍不住的自豪之情。
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杨凤安回忆。
“彭老总跟大家说，他感到我们主力再继续打的话，可能就暴露了，下次战役就不太好办了。另外，麦克阿瑟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这个人狂妄得很，又求胜心切，肯定会卷土重来。我们就故意撤退，表示我们胜了，不想继续打了，实际上是引诱敌人进入我们的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之。”
彭德怀的想法得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赞同。“第二次战役，我们用少数部队在前边，间接抗击敌人，敌人小股部队来了我们就歼灭他，敌人大部队来了后，我们打一打就往后退，退的时候还故意丢掉一些行李啊，小锹小镐啊，让对方以为这边没什么主力部队，果然一打就撤。”
“所以第二次战役我们是布置好了口袋让敌人往里钻，钻进来以后我们就打。”麦克阿瑟果然上了钩。在第二次战役中，“主要歼灭的是南朝鲜的近两个师，特别是第二师基本上失掉了战斗力，美7师也受到了重大打击，土耳其旅消灭了一半，其他的24师等也受了很多损失。这次可把它打疼了，可是这时候他(麦克阿瑟)还没有发现，中国部队的指挥员究竟是谁。”说到这时，杨凤安老人的脸上不由得浮起笑容。
杨凤安说，第二次战役中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这场战役最关键的是，要长途奔袭，抢占三所里，这个任务交给了38军的113师。于是113师冒着严寒，在崎岖山路上急速行军。可是当他们距离三所里还有30多里时，天已经亮了，几十架美军飞机沿大同江飞来，在行军纵队上空不停地盘旋和低空侦察。
情况非常危急：这么多部队在公路上行军，如果被敌机轰炸，将遭受重大损失；可是如果躲躲藏藏，则会延误时间。危急情况下，113师副师长刘海清想出了一个大胆之计，部队干脆去掉伪装，在公路上大摇大摆行军，敌机来了，他们也不躲。美机果然受骗，以为下面正疾步快走的是“友军”南朝鲜部队，一次也没有轰炸。战士们情绪大为高涨，不顾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向着目标疾速猛进。
“美军的无线电侦听和测向技术是很先进的。如果他们发现了电波，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部队，那样就麻烦了。所以113师行军时也关闭了电台，这在军事上叫‘无线电静默’。”杨老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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