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在应询王宁生委员提问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表示，去年8月至今，初步统计基本药物价格大约下降了30%。他称，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12月24日人民网）
短短一年时间，每个公民的体内竟然平均滴进了8瓶液体，这个数字让人惊心。若是营养液给力身体机能也罢，偏偏是一些不该乱用的抗生素，很容易对公民健康构成潜在危害。其实，这样的过度用药镜头，实际上只是当前医药费虚高的一个民生剪影，真实的全影是，不少医院仍在上演“大化验单、大处方、大住院费”的闹剧。患者一进医院，首先就是不由分说进行“遍检”，然后就是打吊针，似乎不化验就难以诊断，不打点滴，就不像看病似的。
缘何医院喜好打吊针呢？道理很简单，药品与医院的利益时至今日仍未得到完全剥离。大夫开药不写对的，只开有利可图的贵药。此类镜头如今可谓比比皆是：湖南湘雅二医院，出厂价15.5元的癌症辅助治疗药芦笋片，到患者手中，竟飙至213元；杭州曝出多名医生的药品“回扣清单”，开一盒“可来福”，医生可收受回扣250元……
医生收药商回扣的事件多次被媒体报道，却没见一名医生为此终身脱下白大褂。由此，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监管疲沓体系存续，就会弄出什么样的让人痛心的灰色镜头。由于革新“以药养医”的根本问题的行动，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层面，医生收医药代表的回扣，仍是公开的秘密。那些直接导致医生乱打点滴、药价虚高的“医药红包”甚至有恣意蔓延之势。所以，要遏制医生过度用药的私欲冲动，必须尽快干净利落地剥离掉医院与药商的所有利益关联路径。这方面需要法制掘进，用法治之拳捍卫公众的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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