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
主笔◎谢九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个全球第二的荣耀，距离现实的幸福感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经济繁荣往往并不意味着民众福利的同步增长，在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并无法分享太多的增长果实。而且，经济增长总是会带来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会在悄无声息间吞噬普通民众的财富。
2010年的通货膨胀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仅从物价指数看，2008年的通胀程度其实远远超过今年，但是民众却在今年感受到更多压力，原因在于2008年的物价上涨主要集中在猪肉和石油等少数品种，而这一轮则是全面开花，小到蔬菜，大到房价，几乎无一不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过去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超发了过多货币所致，一些无法为实体经济所吸收的资金，以及海外热钱都需要找到载体，而这种载体不仅只是绿豆、蔬菜和住房，创下历史新高的黄金、成交价屡屡过亿的收藏品都为这些无处可去的资金提供了载体。其次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对应的增长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因为中国需求因素而更加稀缺，更加昂贵。以此看，即使将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收缩，减弱通胀大幅恶化的可能性，但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都将不得不容忍并习惯相对较高的物价。
通货膨胀严重到一定程度，也就从经济问题转换成了社会问题。当10月份的CPI创下了25个月的新高，国务院迅速出台了16条措施稳定物价，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也都在年底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通胀之战。应该说，政府应对通胀的反应之快值得充分肯定，但具体应对手段，则还有待商榷。尤其是对一些商品采取简单的行政限价，很多都是只管当下不顾将来的短期做法，反而会为将来的通胀埋下更大的隐患。
如果将现在的行政干预物价视为金融危机后大政府角色的延续，对中国经济进一步良性、健康发展而言，其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隐忧。
两年前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当自由主义信奉的市场经济突然失灵，几乎一夜间，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大政府主义者，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将经济拉出泥沼。政府的体量迅速膨胀，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期盼的效果，尤其是对政府干预手段驾轻就熟的中国，不到一年时间，GDP增速就重回巅峰，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虽然在今天还在担心二次探底，但至少也借助政府之力脱离了衰退的底部。
当一个政策表现出强大的有效性，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习惯性延续。在金融危机时候大放光芒的政府干预政策就是如此，它一方面让政策制定者们萌发出相当的自信，同时也产生难以摆脱的依赖性。上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大规模政府干预面世后，并没有随着大萧条的结束而消散，反而在随后几十年内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不仅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大规模干预，企业的国有化浪潮也蔚然成风。大政府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当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涨时，人们才逐渐抛弃了大政府主义。
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各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也远甚于从前。如果以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来看，在一条道路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上世纪30年代的政府干预主义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一轮又将持续多久？如果政府干预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常态，对于经济的破坏性不言而喻，随着将来经济摆脱危机的影响恢复增长，而危机时候采用的政府干预政策却迟迟没有退出，势必会扭曲要素价格，干扰资源配置，最终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变成拖累。如果说今天中国的通胀还可以正面理解成经济繁荣的副产品，将来，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之后，滞涨的局面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正面因素挂钩。
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对中国是一个高度，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继续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以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无法保持增长，面临的不仅是失去全球第二的位置，更有可能激发自身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很多因素：融入全球化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十年以及日益提高的市场化程度等。当中国经济站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时，不难发现，这些曾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面临减速的风险，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增长红利，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掌舵者提出了更高的考验。■
物价是怎么“胀”起来的
我们正在经历中的通胀兼具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双重特点，这一过程中，超发的货币拉动了资产价格，尤其是“住”的价格，继而带来了诸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主笔◎邢海洋
零星的线索
物价是怎么涨起来的？是从哪儿开始涨的？当年底我们激烈地探讨着“到香港打酱油”、“在社区绿地种蔬菜”的时候，还真难理清一年中的通胀脉络。尤其是有了2008年那次的大通胀背景，居民们对价格上升并不敏感。那次是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外有原油步步为营地推高，内有猪肉的呼应，最终形成了本世纪前10年里最高的CPI，8.7%。回头看，这次显然没有如此明显的主线。这次的上涨，由点及面，由暗到明，步步潜入，和3年前国际大宗商品海外高调引导，国内被动拖曳的方式大有不同。
年初物价偶有骚动，从表象上，全是一些个别事件，每件事件背后，都离不开一些“黑手”作祟。
生产资料上，最突出的是铁矿石。2009年全年，金融危机过后需求不振，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和力拓三大铁矿供应源改变了销售策略，加大促销利度，铁矿石一次性打折，幅度超过20%，并且全年固定在60多美元/吨的低价格上，矿山甚至把铁矿石堆在国内的港口码头零售。这一年，我们共进口了6.28亿吨铁矿石，比上年增加进口1.84亿吨，增长41.6%，是历史上增加进口量和增长幅度均最大的一年。这样意味着，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2009年我国进口量已经超过全球海运贸易总量的一半。不过，铁矿石需求方面的“垄断”地位并没有赋予我们定价上的话语权，2010年度铁矿石谈判之初，传来的消息还是三大矿山要涨价30%～35%，隔了一个春节，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铁矿石现货价暴涨，三大矿山开始了漫天要价，涨价90%～100%，长协价也要改成短协。最终，钢企接受了季度定价，今年1～11月，我们少进口了600万吨，可为了涨价的铁矿石多支付了1700亿元人民币。这1700亿元若摊到我们13亿人口的每一份儿上，每个人便要多支出130元。这是物价上涨最直接的例子。
三大铁矿的“说一不二”曾经造就了长协价的三连跳，年涨幅动辄70%左右。今年季度定价近1倍的上涨也算不得难以接受。因为和垄断集团比起来，天气似乎更难把握，而天气的捉摸不定给今年物价，尤其是农作物的影响看起来是最显著的。
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下，天气也来“捣乱”。始自2009年秋天，西南五省持续干旱。秋季、冬季和春季连旱使西南部分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2010年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6000万亩，其中绝收面积达1600万亩，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超200亿元。西南地区夏粮的减产幅度达10%以上。在北方，大风和低温天气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南方的危害，黑龙江、河北、山东等省均为排在全国前五的产粮大省，这里，冬小麦遭遇到30年一遇的冻害，夏粮丰收岌岌可危。并且，迟来20天的季相还影响到春播，生产季的缩短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夏粮产量。当时，多方预计，各种因素叠加，夏粮将减产3%～4%。连续7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通常，夏粮虽只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5，但也是连续7年丰收。突如其来的坏天气还是足以使投资者和消费者对这个消费刚性十足的基础商品产生恐慌情绪。但事实却是，粮价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第一季度，青黄不接之际，最大的主粮品种稻米价格甚至下滑。
粮食中真正引起恐慌的是小杂粮品种，绿豆、红豆、黑豆、薏米、黑米、黑芝麻等小杂粮价格成倍飞涨，绿豆贵过猪肉，薏米仁一斤接近20元，以至于民怨沸腾，“豆你玩”成为治安事件，养生专家被查处。杂粮的引领粮价，回溯起来，和其单产少、品种少、便于被投机者利用不无干系。杂粮常年种植面积虽占全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10%，但单产小，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5%。并且由于我国杂粮出口价格有很多优势，年出口量占到全国粮食出口量的10%左右；创汇占粮食出口创汇总额的20%～30%。本来产量少，又大量出口，留在国内的数量有限，加之杂粮种植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干旱半干旱地区、高寒山区，正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如去年绿豆主产区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大旱，减产近四成。另外，杂粮之所以“杂”，乃因为几千年的作物在选育进化中处于劣势，产地大都地处偏远、土壤瘠薄，故而少污染，营养成分也因杂而“杂”。先天的不足，却无意中迎合了崇尚养生的现代人的需求，被赋予了草药的期待。多种因素促成，一轮供给紧张的趋势便被投机者利用，成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工具。主粮却不同，国家年年以托底价格征收，保障产量。粮库中储备充盈，投机者自不敢轻举妄动。
成本推动型通胀
物价涨得让消费者气短，还是秋天之后的事。房价涨一倍，购房者可以先拖一拖再购买，况且全国85%的家庭拥有自住房，涨价等于财富增厚。杂粮涨价，消费者可以选择替代品，多消费主粮；夏天，植物生长季节，个别地区虽有灾荒，但全国范围内蔬菜供应充足，且旺季的价格，再贵也有限度。铁矿石涨一倍，可通过炼钢厂和制造商的消化，终端消费者感受甚微。于是，一个优哉游哉的夏天在不知不觉中流过。秋天来了，一场提前到来的寒流改变了一切。以北京为例，按常年的气象经验，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10℃以下为入冬。近几年，北京的入冬日多在11月上旬，可10月中旬后，雾霾天气招致气温骤降，冬天提前到10月下旬。蔬菜价格翻番，消费者再也无法平静了。
10月，全国CPI涨幅达到了4.4%。其中食品价格更上涨了10.1%。本来是收获的季节，蔬菜、水果大量上市，价格本应回落。按统计局的解释，自然灾害的多发、重发是主要原因。10月份海南还在发洪灾，海南是很重要的蔬菜供给地，故而对10月份食品价格上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问题是，除了蔬菜，食品和日用品的两个最基本的原料——大米和棉花均开始涨价，并且来势迅猛。农产品的齐涨才引发了食品等的大面积涨价，消费者恐慌心理才蔓延开来。
5天间，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籼稻主力合约期价已经从2200元/吨涨至2500元/吨，创下了品种创设以来的最高价。从2008年早籼稻在期货市场交易以来，该品种向来走势平稳，年度价格稳定在每吨2000～2200元，被誉为食品价格的“定海神针”，恐怕再有想象力，也难以预见到一周内14%的飙升。而棉花，一个多月的时间价格从每吨1.7万元上涨到3.4万元，整整涨价一倍。
大米和棉花，一个是担负着全国半数人口口粮的“主粮中的主粮”，一个是服装业的主要原材料。从CPI的八大组成部分看，食品占34%，烟酒及用品4%，衣着9%。也就是说，两种上游原料直接涉及到47%的物价组成。尤其是大米，作为所有食品的“源头”，粮价上涨对整个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其他农产品价格远远不能比拟的，粮食价格的上涨会拉动肉类价格，进而传导至整个食品及食品加工类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这个意义上，10月份可谓本来通胀的分水岭。“吃、穿、住、行”，居民基本生活的4个最关键的行为，其中“住”在上半年涨得最快，但下半年已经稳定住；“行”则因为海外油价维持在80美元/桶左右，暂时解除了警报。可“吃”和“穿”，居民赖以生活的两大基本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棉花价格暴涨，当然也可以从很多偶发的因素中寻找到答案。比如作为纺织业原料的棉花，其价格难免随着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而波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需求，棉价跌至多年低点，进而导致了去年全球播种面积大幅度萎缩，到了今年，工业需求恢复后，可种植业并未同步，结果是全球年度供求缺口近300万吨，将近全球全年产量的1/7。但无论如何，稻米的大涨却是无法用偶发原因解释的。今年又是一个丰产年，稻米又是全球贸易量最小的主粮品种，国内价格很少受海外市场影响。为保障13亿人口的吃饭，稻米又是重中之重的储备品种。关于稻米的生产，国家有4个“确保”，“确保4.5亿亩种植面积”、“确保2亿吨稻谷的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稻谷占全国粮食总库存量的35%左右”、“确保粳稻占稻谷总产量的35%以上”。稻米的被爆炒，甚至也不能用“蒜你狠”般凶悍的游资来解释，2亿吨稻米，价值5000亿元人民币，从农户到加工商到国家储备粮库到城镇居民，人人拥有，根本无法操纵。
稻米的暴涨，也只有从基本面去解释。成本上，一年间农业生产成本多次上涨，0号柴油价格从6.19元/升涨至6.88元/升，种子、肥料、农药、雇工费、机械费、水电费、地膜材料等费用无一不涨。我国的水稻生产，工费所占比重最高，是总成本的60%以上，随着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工费也正在不断提高。年中以来，除了稻米，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都在涨。米价滞涨，唯一的后果只能是农民弃种水稻，改种其他粮食。稻米最后的跟涨也就是顺水推舟，再自然不过。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所做的，是“顺风扯帆”，推了通胀最后一把。
经济学理论上，物价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指的是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一种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乃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如果简单地归纳，“蒜你狠”可谓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的结果，大米则是成本推动的典型。但放在物价总水平的尺度上，我们正在经历中的通胀兼具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双重特点，是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过程中，超发的货币拉动了资产价格，尤其是“住”的价格，继而带来了诸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考察成本推动型通胀，不妨从大宗商品的转折点开始。在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过程中，物价从源头涨起，沿着产品链从上游到下游，从初级制成品到商场货架上的商品，逐步传递。实际上，在近两年的物价走势中，文华商品指数的转折发生在2008年12月，随后基本上大涨小回，从最低的103.71点一路涨至2010年11月最高的217.70点，涨幅超过一倍。只是在2010年1月到6月间，走势稍事休整，指数在150～180点震荡。至今，大宗商品仍无见顶的迹象。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衡量的是工业领域商品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的价格水平，价格变动滞后于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危机后，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一样，我国PPI指数处于直线下滑状态，只是滞后了数月。本轮PPI见底于2009年的7月，同比下降了8.2%。论时滞，整整比大宗商品晚了7个月。PPI的见顶则出现在2010年的5月，相对于第一波大宗商品的见顶，则又晚了4个月。从2010年5月到9月，PPI缓缓回落。此后再度回升，对应的是大宗商品6月后的第二波上涨。若以大宗商品第二波30%的涨幅，11月PPI6.1%的数字还远未见顶。
CPI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还包括服务价格，CPI与PPI在统计口径上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但CPI毕竟与PPI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走势往往趋同。分析数据，本轮CPI的转折点出现在2009年7月，与PPI同时见底；第一轮见顶则出现在2010年2月，基本与PPI同步。而到了2010年10月后，CPI从缓慢上升到急升，也和PPI步调一致。这是否可以作为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证据，或许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过多的金钱，有限的商品
在货币主义者看来，通货膨胀只能是一种货币现象。央行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与之对应的商品总量却没有同比例地增加，直接结果是物价的上涨。的确，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如果消费者和投资者都按照一定的流速生产和消费，物价也只能和它的度量衡的多寡成正比。虽然我们的经济运行环境复杂得多，仍不妨先从最简单的模型分析。
不妨比较一下上一波物价高峰期和现在国内的货币存量。2008年1月CPI达到峰值8.7%时，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41.78万亿。2010年11月，M2余额为71.03万亿，两年零10个月，货币存量放大70%。而国民经济的总量是否也同步放大了呢？因为统计局并不按照月份，而是按照季度公布GDP数字，这里采用最临近的数字，2008年第一季度的GDP和2010年第三季度的GDP数字作为对比的依据。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GDP为6.35万亿，时隔10个季度后，2010年第三季度我国GDP为9.58万亿。这也意味着，10个季度后，我国单季度创造产值的能力增加了51%。这一数字远远落后于M2增长率。这一差距正好被用来解释货币超发和物价上涨的关系，实际上，这19%的差距甚至超出两年多时间里CPI的累积涨幅。
但是，若仅凭M2数字便将物价的上涨归咎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未免有失公允。不妨再引用央行另一组货币数字。截至2010年三季度，我国基础货币是16.13万亿元，而外汇占款19.52万亿。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主要有外汇占款、财政占款和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1.21倍，完全支撑了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基础货币又是货币存量的来源，基础货币经由企业和个人的逐次存款，在银行系统内“放大”，才构成了全社会的货币存量。
其实，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我们每增加1美元的外储，央行就要相应发行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外汇占款便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流。起初，这样做的目的是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为外向型经济服务，可近年来，随着外储的膨胀，央行的货币政策几乎被美元“绑架”。不妨仍以2008年1月和2010年9月的外储数字做比较，2008年1月，外储1.59万亿美元；2010年9月，外储2.65万亿美元，增长1.06万亿美元。若按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汇率，对应的基础货币投放便是7.28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这笔7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即使按照保守的货币乘数，也足以衍生出20万亿～30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存量。
信贷危机后，货币当局无一例外地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并用的刺激方法，结果是货币泛滥。只不过，西方的高人力成本和低储蓄率，再宽松的货币环境也留不住资金。资金于是单向流动，造成了东西方过热和过冷同时并存的局面。在我们增加的1.06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中，并非所有的盈余均来自实物贸易的顺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直接投资乃至“热钱”千方百计的渗透。
货币的超发，当然也和央行两年来的货币政策有关。每年的信贷额度更比几年前翻了一番。2001～2007年M2的增速超过GDP加CPI的增速在4个百分点以上，最近3年货币超发放的现象更加严重，M2的增速超过GDP加CPI的增速9个百分点。过多的货币加大了通胀压力。对比2006～2008年的通胀，因为这5个百分点货币增速的差距，我们面临的显然是更为艰巨的环境。那一次，一个石油，一个猪肉，我国CPI三个主要支点中的两个同时发力，将CPI推上8.7%的高度。这一次，这两宗关键的商品尚未启动，消费者已经感受到比上一次还要严酷的物价环境。
而对央行，既要保增长，又要保转型，回收流动性的困难显而易见。要知道，货币一经发行，是无法没收的。无论怎样提高存储率，无论提高多少次利率，央行所能做的，无非是暂时扣留而已。上一次，央行一年中10次提高利率，最后救CPI于水火的，也是海外大宗商品的崩盘。现在，这一外力基本没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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