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 12年一个轮回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2年后，桑兰已从受伤时的17岁临近而立，她想知道的是当年的真相，她要将“意外”还原成“事故”
淡粉色的口红躺在梳妆台上，帽管上有一圈牙印。每次化妆，桑兰都要咬住口红，用两只手掌搓开。
桑兰用嘴行使手的功能已经12年。1998年7月21日(美国当地时间)，纽约长岛体操馆，第4届友好运动会的赛前训练中，她从跳马上跌落，造成颈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瘫。
次日，组委会在长岛体操新闻中心举行桑兰事件新闻发布会。这是本届赛事到会记者最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纳苏医疗中心主治医师里奥尼博士说：“我从未遇见过像桑兰这般顽强的女孩，尽管她是—个正处于非常痛苦过程之中的、只有17岁的姑娘。”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史坎南女士对事故的发生表示遗憾，但她指出这一事故并非源于环境不安全。
以“造福儿童”为主题的友好运动会摔伤了一位17岁的姑娘，但从主办方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到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致认为这是“意外”，大家都在传桑兰醒来后第一句话“我什么时候才能练？”却都“选择性”地不提及她刚刚摔落时说的那句：“有人撤垫子，不怪我！”
1998年7月25日晚(当地时间)，桑兰的父亲桑史盛和母亲陈秀凤辗转飞至纽约。在这之前，他们只是听说“女儿受了伤”，而桑兰只能躺在病床上接受7个小时的手术。
2010年的8月，人们再度把目光聚集到桑兰身上，想知道这个不断影响舆论、监督审视残障人士权益、家政服务的女孩12年之后为什么旧事重提，甚至要把官司打到美国去。
12年后，桑兰已经从受伤时的17岁临近而立，她想知道的是当年的真相，她要将“意外”还原成“事故”。“从受伤的21日到25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将是以“公民记者”自称的桑兰为自己所做的一篇最精细的调查报道。
你可以生小孩，但不能行走了
主治医师里奥尼见桑兰醒来，贴近她耳边说：“桑兰，你可以生小孩，上帝只是带走了你行走的能力。”
这是7个小时颈椎融合术后，桑兰听到的第一句话。
桑兰至今说不清自己对美国的感情。受伤之前，出国4次，都是到美国参加比赛。1998年，是她最后一次以运动员的身份去那里。
7月21日，纽约长岛体操馆内，跳马比赛即将开始。桑兰准备做赛前热身练习的最后一跳，动作难度不大，平日练了上万次的“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180度”规定动作。
离踏板还有3步左右的距离，桑兰“突然见到‘马’前方有位罗马尼亚教练要把垫子拖走”。此时正是冲板踏跳的速度最大值，中国体操队教练刘群琳在接受采访时对当时情形只是说：“我们(在一旁)说别犹豫，可是已经晚了，这动作上去了就往下掉了。”现在，刘群琳选择了沉默。
这是桑兰热身练习的最后一跳，也是她人生的最后一跳。“根本想不到，这么熟的一个动作不可能摔的”，1999年4月，桑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前练体操时，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现在连喝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人帮忙。你说这么简单的事情谁需要帮忙，所以我想想就挺伤心的。”镜头前，坐在轮椅上的桑兰搓着没知觉的双手。母亲陈秀凤在美国照顾女儿期间最知道她的心情，“她从来没有在人家面前流过泪，她就是晚上的时候偷偷地哭。”
一个翻身动作，腰腹和背部力量完全用不上，只凭双肩来回顶床板，形成惯性，桑兰两三下才可以俯卧。“科学在进步，10年以后会有新药，所以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会走路。我觉得我有一天一定能走路。”这是17岁半的桑兰当时坚信的。
这届被《纽约时报》称为“该死的友好运动会”的赛事，桑兰成了比冠军还重头的话题。美国各大媒体对桑兰事件的报道格外投入，纳苏医疗中心门口驻扎着卫星转播车和摄影记者。就连在随队入关时摄得桑兰片段的美国中文电视记者、两名上海籍的新闻人吴小庆和陈骏一时也“身价上涨”，美国广播公司(ABC)还特意向他们的老板高价购买录像带。
桑兰清晰地记得：在她起步时，旁边一架可移动的摄像机跟随着她。而且，操办友好运动会的是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其摄像师是“无孔不入”的，但组委会律师称：热身试跳没有录像。
CNN派人日夜守在桑兰身边，“只要ABC的记者采访我，包括邀请我去《早安，美国》做节目时，他们就又哭又闹”。CNN的人一跟就是半年，却没有做出任何深度报道。
但桑兰觉得自己那时“比在中国风光多了”。她就像个公主，ABC的人员问她想去哪儿，她想都没想就喊，“迪斯尼！”在里面玩上三四天，遇到的美国人都觉得这个女孩太可爱了，没有人怜悯她。
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发来慰问信，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为她留下家庭地址，歌手席琳·迪翁为她送去音乐会的邀请券……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纽约时代广场新年点灯仪式时，1998年12月31日，她就同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一起按下按钮，她选择的红黄二色点燃了时代广场的狂欢，也点燃了美国人对新年的希望。只是，桑兰发现身边的这位美国鹰派人物“更像是一个演员”，“只有当电视镜头对准他时，他才对我表示友好。我感觉他的友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不得不顺从于美国特别是纽约市民的民意。”
“能在那个广场，以那种方式庆祝新年的来临是我毕生难忘的，那个热闹的场面甚至超过奥运会的开幕式。”漂亮的“大苹果”开启了她步入18岁的大门，那时她心中没有太多愿望，“只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再次站起来，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曾向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保证长期照顾桑兰，实际情况是：组委会医生曾来过几次电话查询桑兰的康复情况，除此之外，再没有对桑兰提供任何援助。桑兰的父母来纽约后，组委会曾为他们垫支过2500美元，后来他们寄来了催缴单，连这笔费用也要了回去。
1999年5月8日，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导弹击中。
桑兰在美国参加的最后一个公益活动是和老布什夫妇在迈哈顿航空母舰博物馆为贵州山区的儿童捐款。老布什跟桑兰说：“对于你们使馆被炸，我很遗憾。”桑兰那天的发言是：我希望世界和平，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航空母舰都能够变成博物馆。
那是她最后一次在美国公开场合露面。5月24日，签证无法延期，桑兰回国。
现在想起那一声如冰碴开裂般的声响，桑兰说：像是来自身体的一句耳语，带着触手可及的冰冷、脆弱和漠然，但如果不是摔在美国，我的命也就没了。
有几个人能成为世界冠军？
桑兰一直把胳膊支在桌上，否则低头吃饭时，头会控制不住地扎进面前的碗里。一次公益活动上，韩乔生对她说：你真不容易啊，像我们，腿儿着就来了。
1986年，5岁的桑兰在幼儿园卷起裤管，等待宁波少体校体操队教练的检验。教练告诉她体操队有比滑梯还好玩的东西，看着那里的很多小朋友神奇地翻腾，想着长大了可以去比赛，为国争光，桑兰踏进了体操房。
宁波的冬天，湿冷彻骨，家里用木炭取暖。父亲桑史盛晚上早早就睡下了，桑兰除了一整天在体校学习、训练，晚上回到家做完功课还要和母亲下下跳棋，听她讲讲故事。她尤其喜欢听神话故事，常常是父亲的鼾声伴随母亲的故事陪桑兰度过了一个个夜晚。
春夏秋冬，桑兰的体操天赋逐渐显现出来，很快在同龄孩子中成了“尖子”。父亲却说：“如果你不是那块料，学习又耽误掉，你会赶不上周围的小朋友，你没有他们知识多，今后怎么办？练体操的有几个人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冠军？”
桑兰接连在浙江省的少儿比赛中挂上奖牌，进入省体工队，获得省冠军，一直到蝉联全省所有女子体操项目的金牌。她总是告诉别人，自己“要像杨波姐姐那样成为世界冠军”。
1991年，国家女子体操队教练陆善真来到浙江队，一下被速度、爆发力、腾空高度和动作俱佳的桑兰吸引住了。由于跳马一直是中国女队的弱项，桑兰的出现让陆善真有了新的想法。
进入国家队，然后是城运会冠军、锦标赛冠军，但偏项始终让桑兰离世界冠军的梦想有一段距离。
进入国家队后第一次世界锦标赛桑兰没有被选派参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在等待，一度萌生退出国家队的念头。常年的高强度训练让人失去兴奋点，随之而来的伤病也直接困扰着她。一次例行体检，桑兰被查出了腰部骨裂，虽然不算严重，但按照队中的惯例她应直接退回省队。
陆善真留下了她。
伤病加上治疗，让桑兰在训练中感觉有劲使不上，人也变得异常烦躁。一次动作不到位后，陆善真示意性地打了桑兰，她一下子喊起来：“陆导你再敢打我呐，你再敢打……”因为没能按照计划进军世界顶级大赛，桑兰几乎不敢面对教练。1998年的一天，她在训练局大院里练习骑单车，陆善真和爱人骑着车迎面而来，桑兰连人带车摔在路边的草坪上。
八运会的金牌让桑兰成为跳马项目的亮点，甚至被称为“跳马王”。她每天都渴望进体操房，渴望比赛，渴望不久后的天津体操世界锦标赛。
为了取得这个资格和机会，队中决定派桑兰、孟菲、凌洁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一切似乎都在有序推进，机会仿佛触手可及，命运却在不远处悄悄撕开了一个口子。
“对桑兰的支持应该适可而止”
受伤之后，桑兰回国就办了退役，算是跟体育划清了界限。作为社会人，她依然是样样要靠自己争取。她准备为自己12年前的“事故”搜集证据时，经纪人黄健给远在美国的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发去了邮件——他们当时是桑兰的监护人——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当年只负责桑兰的生活和医疗，其他跟我们没关系。
谢晓虹是中国体操协会副主席，她与刘国生后来回忆：当时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体操管理中心主任张健都全力支持我们在美国对桑兰的监护工作，我们也随时向他们报告情况。国家体委对外联络司主任屠铭德则持另一种态度，主张我们对桑兰的支持应该适可而止，不要过头，否则将来体委对其他受伤运动员难以处理。
无论如何，桑兰在美国很受华人团体关注。回到国内，北京博爱医院接收了她，为她做康复治疗。桑兰将自己受捐的价值100万的医疗康复器械捐给了医院，但现在她再也不愿意去那里接受康复训练，因为医院总会在人多时让她在大厅里或马路上做锻炼。
桑兰开始关注残障人士权益。她连续发博客责问航空公司对残障人士的服务。去年9月，她曾在博客中谴责自己的保姆小杜，批评家政服务行业，然后又批评自家小区的无障碍通道被占用、首都机场的无障碍停车位管理失当……人们惊讶她的变化，说她“耍大牌”，想当然地认为她标志性微笑的后面就应该是隐忍。
桑兰在运动界则代表赛场意外。2008年10月18日，青岛举行的体操冠军赛上，广西选手梁明声在跳马比赛中坠马，“再现桑兰一幕”；2007年6月10日，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资格赛上，浙江队队员王燕从高低杠上摔落，颈椎骨折，“恐成桑兰第二”。桑兰不忌讳媒体和记者如此使用标题，因为这是对大家的一种警醒。现代体育竞争激烈，不再是简单的强身健体，而更多是较量和竞技，正如“飙车”和“暴走”，难免不发生意外。
作为前运动员，桑兰深知运动医疗是个庞大的保障工程，靠政府支持和补贴远远不够。北京奥运会的51块金牌背后还有庞大的体育人口，“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默默无闻，其实他们应该得到的是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1996年，患有帕金森症的拳王阿里颤抖着手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主火炬，全世界为之动容。2008年，有网友猜测，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会由桑兰点燃：她突然站了起来，点火。
桑兰2004年就希望能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手，“我的身份跟阿里一样，我们虽然身体上受到一些障碍，但是奥林匹克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以后我的孩子如果喜欢体育、喜欢体操的话，我依然会支持他去练。”桑兰说。
No Country For Old Man
1999年，《体坛周报》采访桑兰时问她接下来想做什么，桑兰说：“我不想以后，我想以后干什么呢？等过5、6年再想吧，等我学了本领，在社会上能生存以后再说吧。也许我可以嫁给一个盲人，我们两个可以互相帮助……”
2007年，她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想继续做主持，做奥委会官网的特约记者，养活自己。她没坐奔驰而是坐的捷达(还是别人的)，住在8平米的北大宿舍，又热又闷，连个空调都舍不得装。
友好运动会为她投保所得1000万美元的医疗保障金其实只能用于医疗，并且在中国境内不生效，她每年还要从美国购买一定数量的药品才能换取保险的延续。
生活中困扰更多。出租车司机不会因为是桑兰拦车就停下，照样拒载；饭店里，醉汉会因为是桑兰在一旁吃饭，就端着酒杯摇晃过来敬酒。
“桑兰是名人，可她的名是虚名，没什么用。”经纪人黄健说。更多的是琐碎事：每天要导尿3次，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大便是3天一次，还要用开塞露、润滑油。
第一次遇见桑兰时，黄健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开朗的邻家女孩。最近，为了有个更安静的环境，他把桑兰接到了自己家。这套2004年买下的房子装修时就把各种开关降低了半米。
房门上贴着一句话：“No Country For Old Man。”(老无所依)
这12年我过得像24年——对话桑兰
我信命。你遵循它，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要多管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北京
当时就觉得我们的训练不科学
人物周刊：5岁开始练体操，你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
桑兰：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枯燥，很封闭，朋友只有队友，甚至体操男队的朋友都不是很多。空间上是“一点两岸”，“点”永远是体操房，两岸就是宿舍和学校。医务室是我们聚在一起的地方。在那里你能碰到男队员，异性在一起就爱闹一闹，聊聊天、逗逗乐、开开玩笑。
人物周刊：12岁就进国家队，很辛苦吗？
桑兰：当然。运动员进国家队，就像读书要考北大、清华一样。
人物周刊：当时在队内成绩怎么样？梦想什么时候能拿到奥运冠军？
桑兰：有的人有实力，但比赛时没拿到(奖牌)，没办法非常客观地评论，能进国家队的都是佼佼者。但教练可能还会觉得你这个运动员发展潜力不够。另外国家队随时都有淘汰。练了一年觉得你不行，回去。
我很小就梦想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到了国家队心情就更迫切。但队里的四五十个运动员没有一个是实力不够的，最终选出6个，竞争有多激烈？
人物周刊：设想过拿到奥运冠军之后的生活吗？
桑兰：没想过。但我心里清楚：(拿到冠军)就可以上好学校。体操对运动员年龄的限制性很强，特别是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非常短暂，出成绩的黄金期也就那么几年。比如体操女队员虚报年龄，国际体联规定运动员必须年满16岁才有资格参加比赛，而中国体操女运动员的黄金期往往在16岁之前，15、16岁以后状态开始走下坡路。
人物周刊：甚至有很多世界冠军最后都选择了做教练。
桑兰：从事体育教练或者当体育老师没问题，但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绝对不行。当运动员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训练很不科学，为什么老要耗时间？为什么要控体重？我有自己的想法，当教练的两个主题那时都已经想好：科学饮食，科学训练。运动员训练那么苦，消耗那么大，从营养学来说各种肌体流失应该去吸收更多营养物，不能为了控体重不让吃饭。比我大一拨的队员以前还被教练要求吃泻药，要么就是吃完东西抠嗓子吐出来。
人物周刊：受伤之后整个生活转向了。
桑兰：完全不一样了。受伤前就是一个运动员，就是很简单的生活。受伤后已经不是你自己了，这12年我过得像24年。
很怕自己成为一个废人
人物周刊：在美国治疗的10个月里，想些什么？
桑兰：那不是一般的10个月。先不要说都谁来看过我了，前来采访的媒体全部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媒体。当运动员的时候，很多场面我没见过，我也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奥运会。在美国治疗的这10个月，我见到了许许多多人这辈子都见不到的场面。
所以不能说回来时我就是一个小姑娘。迷茫，但也成长了不少。在美国我未满18岁，除了生活是妈妈照顾，其他的各种公共活动都是由我在美国的监护人安排。采访，包括拍摄去超市买菜的镜头什么的，都是他们安排。我只需要出席，不会经历里面的过程。比如说管理上的过程，他们怎么联系媒体，这个媒体是什么背景，我去做康复锻炼为什么有人陪着……这些不需要我考虑，我只是表面上的应对。回国以后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人物周刊：1999年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灯火你选了红黄二色。
桑兰：那时想，是中国(人)就代表中国。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任何人都是非常爱国的。我现在依然很爱我们的国家。
人物周刊：从1999年回国到2002年进北大之间这3年很迷茫吧？
桑兰：当运动员时就没掌握什么知识，后来又没有健全的身体，出门都不行，生活都不能自理。当运动员时我规划好自己今后当教练员，现在专业体操知识也没法运用，还能回去当教练吗？还能从事体育工作吗？不能了。如果再不去追求知识，我真成了一个废人，还能干吗？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会很后怕。
那时候不像现在思想成熟，知道什么是我该要的，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我要为这个社会做的。刚回来很懵懂，一是年龄上的原因，二是因为运动员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人物周刊：回国之后没有想过为自己争取什么？
桑兰：没有。我回来以后他们给我办了退役，然后国家体育总局赔偿我20万，浙江省体育局20万，都是按工伤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运动员也没有保险，我只能这么接受。因为我的情况在全世界的反响很大，国家开始考虑给运动员上保险。像汤淼、王燕都是有三险的，但我那时候没有。怎么去争取呢？政策就是这样，按照工伤来定。
父母最初不支持去北大读书
人物周刊：读书是自己争取来的？
桑兰：当时《东方之子》节目组来采访我，主持人白岩松问我下一步想干什么，我说就是读书。最早是清华附中录取的我，后来我美国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认为清华附中的老师年纪大，来回奔波太辛苦，没让老师再来。他们花了钱请育才中学的老师给我补课，后来他们也撤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系的，回馈我的信息是老师年龄大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桑兰：上学就有。本来2001年就可以上学了，因为很多准备不足，没有去成，当时就不想上了。实际情况对我上学来说困难和阻挠很多。尤其是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去上学，除了经济问题就是生活问题。我当时的生活起居都由父母照顾，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照顾我很有压力。我爸当时跟我说：你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你拿笔写不了字，文字基础那么差，你去上的是北大这种高校，读不读得下来？还有，你怎么去课堂？当时争吵特别多，身心劳累，毕竟他说的是很残酷的现实问题。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最希望他们是强有力的后盾，结果不但不支持我，还强烈反对。我当时就觉得，要不就放弃算了。
人物周刊：最后还是去了北大读书。
桑兰：北大是特招的我。我不是世界大赛前3名，按照国家政策上不了北大，顶多能去北京体育大学。当时邓朴方伯伯给教育部写了两封信，最后批了。我的心情很迫切，很希望学到知识。
人物周刊：你读书时的困难一定远远多于别人。
桑兰：我每天面对同样的问题。我得上厕所，得洗漱，都是困难。走读了一个月，后来在学校里找了一个房间住。上学又不像小学、初中、高中所有课都在一个教室。北大又没有无障碍设施，这些都是困难。还有我手指拿不了笔、写不了字，文化基础薄弱……8点10分的课，别人8点起都来得及，我起码得7点起。我上厕所导尿就花很长时间，我一尿，血压就会上升到180，甚至还有生命危险。下课了，别人抬腿就走人，我动作再快还是怕迟到。
紧张自己的角色转换
人物周刊：边读书边工作，会不会太辛苦了？
桑兰：人生中有很多转折，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经历。我特别喜欢人生经历，我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当运动员时学的东西太少了，几乎没有结识什么朋友。所以特别希望多学习，能够多了解点事，多懂一些知识，丰富自己的人生。
“非典”很严重的时候，节目组录制的地方就在人民医院旁边，出门我们都戴口罩、眼镜。那时候节目录得最勤，量也最大。当时我从学校出来了，没出来的就被隔离在学校里。解禁后去学校，要在短时间内把那段时间的课补上，我挺担心，害怕老师对我有意见。名人在高校读书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说名人来混文凭，不好好上。我当时和院长陈为民先生说：我实在没办法，时间实在错不开。他很直接：“你去，我们非常支持你，你要珍惜机会。咱们班里这么多学生，他们没有你这样的机会。
人物周刊：第一次主持《桑兰2008》有什么样的感觉？
桑兰：发慌。就像一个运动员参加比赛时不紧张是不正常的。我受伤后接受媒体采访不断，这方面我经验十足，对灯光、镜头不紧张。但我紧张自己的角色转换。我曾经是一个被采访者，现在作为一名主持人去采访别人，我需要做很多工作去了解这个人。另外节目做久了，腿会抽筋，有一次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上厕所还得专门有一个地方，可以躺下来导尿。做节目时会想，我下面该跟他聊什么，虽然他们都说：“桑兰，你可以尽情地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让我不要紧张，但我不能漫无目的聊，嘉宾有时间，你得有个框架，有个度。
人物周刊：直接用你名字命名节目，压力大吧？
桑兰：最初是叫《英雄2008》或者《2008英雄》。我毕竟是个初学者，那么多主持人做到很资深了，才会以名字做节目，像内地甚至都很少有。老板说名字就直接叫《桑兰2008》。我格外珍惜这份工作，这是受伤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于生活来说也是一个保障。我自己很认真，总跟编导说：早点把稿子给我。我希望我做好，把人物理解得更透，特别是他的故事、经历。我希望了解之外，还能去感受。我不是一拿来材料就能上的，在许多方面我能力不够，那我就用时间弥补。
人物周刊：你信命吗？
桑兰：我信命。我觉得你遵循它，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东西不要多管。
中国体坛站上“断裂带”
商业体育保险VS举国体制保障的困境
特约撰稿 麦卡
在纽约“友好运动会”上受伤12年后，桑兰对美国组委会的一纸迟到的起诉书，将她重新推入公众视野。桑兰决定作一场胜机渺茫的诉讼，出于两大原因。
一方面，她要追讨公道。当年事发时，中国代表团在最需要搜集和保留现场人证物证的当口，只顾招呼桑兰保持“情绪稳定”，情况尚未明了，次日就配合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比赛存在干扰及环境不安全的因素。其时桑兰重伤且年幼，缺乏自决权，但12年后，在北大学习，获得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并从“保姆门”中汲取了维权方式失当的教训之后，桑兰的公民意识和维权智慧都获得了长足进步。
另一方面，她急欲寻求的是更多的生活保障和安全感。桑兰在美国受伤之后获得1000万美元赔偿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这笔赔付存在诸多限制，一来并非一次性支取，并且仅限于购买医疗用品；二来由于在中国境内不生效，桑兰还不得不频繁前往美国复查和更换轮椅；三来每年都需要自费购买一定数量药品才可维持保险的存续。换言之，这笔理赔金固然足以保证她的医疗费用，但无法保障这个失去行动能力的退役运动员日常生活的质量。
桑兰的焦虑反映出的，是中国运动员普遍面临的两大困境：即商业化体育保险的制度缺陷，和举国体制现阶段缺失对退役运动员的保障体系，尤其是，两种体制之间的断裂给运动员带来巨大风险。
桑兰受伤事件一度被外界视为完善中国运动员保险制度的标志性拐点。在她受伤并获得美国方面高昂的医疗保障金额度之后不久，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各运动队必须给运动员购买意外保险的文件。随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为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投保。
遗憾的是12年过去了，保险制度和执行手段的具体完善，并未随着保障意识的巨大提升而有寸进。2007年，浙江队小师妹王燕几乎复制了桑兰的伤情，但由于事发地点中国与美国的保险制度差异，其处境比之桑兰却有着天渊之别。
表面上看来，她获得了来自浙江省体育局投的工伤险、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华基金保险和商业保险公司的意外伤害险“三重保单”。这3份保单看似分量十足，其实和大众的意外伤害险并无二致，赔偿金加在一块也没超过50万元人民币。这个金额很难对这位专业运动员未来数十年的生活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保障。因为体育商业险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体育界更多转向了行业互助保险——残酷的是，这是一份运动员退役之后就会自动失效的福利。
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差异，一方面源自中国与国际体育保险专业性上的悬殊。国内保险公司在体育保险费率上缺乏基本数据，以至于条款设计大而化之，没有针对伤病和运动创伤的具体细则。
在国际体育界，早已针对运动员开辟了专业而多样化的险种。2002年世界杯，在西甲赛场上遭铲伤而心有余悸的贝克汉姆就为自己的右腿投保1.5亿美元。2006年之后，他又先后提高了保额和受保范围，从球场内受伤、毁容直到身患重病，不一而足。马拉多纳、罗纳尔多和阿德里亚诺也都曾经为自己的腿投保，而车王舒马赫在2004年则无须担心因伤错过比赛——如若受伤，保险公司会为他错过的每场比赛向他和他的雇主法拉利车队各赔付300万美元。
相比“只有想不到，没有保不到”的国际体育商业保险，刘翔2007年的那份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平安亿元保单，可被视作体现两者差异的最典型案例：右脚脚踝的伤势导致他在一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上退赛，至今仍然严重影响他的状态，并已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内缺乏针对运动员身体某部分的险种，刘翔的保单因其条款的粗糙而形同虚设。他无法为自己的双脚按海外保险公司1350万美元的估值投保，按照中国平安的保单他只有在意外去世或达到残疾标准时才能获得赔付。
造成中国体育保险专业性缺失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表面看中国保险业固然难辞其咎，但他们也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开辟新的险种所需要的两大外部条件，中国的商业保险业其实都不具备。
一方面，中国体育保险缺乏相关经验和信息。众所周知，保险公司靠概率吃饭，开辟新的险种，需要基于经验计算概率，才能确定保险费率，尤其是对体育保险这种项目多且杂，相关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治疗标准、收入补偿等方面数据很难统计分析的领域，由于发展时间的相对短暂和中国长久以来举国体制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缺乏足够可资参考制定费率的样本，因此不敢轻易涉足。
另一方面，中国体育保险缺乏相应市场。中国运动员看似基数不小，但长期以来对体育商业保险的需求却不大，盖因他们的头顶罩着举国体制这把硕大保护伞，从衣食住行到伤痛病患，全部可在体制内解决。即便在桑兰受伤后商业保险开始进入体育界，由于体制化之下的思维惯性，投保基数仍难以符合保险业的“大数原则”，笼统的体育保险规则迟迟得不到修订和细化，正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
换言之，在举国体制无远弗届的影响之下，中国体育保险在目前阶段的专业化，非不为，实不能。
对于中国运动员而言，这也许是最好的年代，更可能是最“坏”的年代。北京奥运之后，举国体制的大手开始逐渐放开，市场化和职业化的介入让他们可望在职业体育领域找寻更多的淘金机会。但同样不可忽视的另一面是，运动员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体制的庇护，这意味着他们在受到严重伤病乃至退役后的生活，都将面临更多不可测的风险——在被举国体制“无微不至”地培养经年之后，他们会发现退役后的自己因为缺乏教育而缺乏谋生乃至职业规划的能力。因为得不到永久的编制，他们的运动创伤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而与此同时，他们本该倚赖的体育商业保险，在诞生12年后，却依然是一个发育不良的怪胎。
“老无所依”的焦虑注定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纠缠着中国运动员。如果像桑兰这样拥有公众人物身份、永久事业编制、千万美元赔付、受过高等教育并有体面工作的退役运动员，都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安全感的话，那么更多籍籍无名的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由于从事的是非奥运和全运项目，有些人甚至连强制险的福利都无福消受——但退役之后，他们的伤残病和工作却连最起码的保障都难以得到。
体制之手逐渐淡出，市场和相关保障却很难以健全的方式及时接替，现在，越来越多运动员将要站上这块中国体坛危险的“断裂带”。如果市场和体制的交接不能及时完成，体制庇护与商业保险制度的交替留下过多灰色地带，那么门卫才力和撮澡工邹春兰这些冠军们的悲剧，也许将更频繁地上演。
在这个运动员最不“保险”的年代，该是保险业给把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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