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30, 2010

广西被错判杀人入狱者喊冤9年 疑因遭打变迟钝

广西被错判杀人入狱者喊冤9年疑因遭打变迟钝
王子发获释前,他的父亲提起还在监狱里的儿子,忍不住掩面哭泣。

  王子发:冤狱9年谁来赔

  假如被害人没有死而复生,法律是否还有纠错的智慧和勇气?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案,已经拖成了年复一年的僵局;但广西河池的王子发案,拖了3年半后,最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历经9年冤狱的王子发,通过再审程序,于2010年8月重获自由。

  主笔◎王鸿谅 摄影◎张雷

  曲折的翻案

  王子发是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出狱回家的,这让他心神不宁:“我不明白,现在放我,又不说我无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其实很简单,广西高院终于在2010年7月27日对王子发案启动了再审程序,但再审结果并不是直接改判无罪,而是把一切打回到原点,以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来的一审和二审判决,发回河池中院重审。这意味着,坐牢9年之后,王子发重新成了当年旧案的被告。

  王子发本来是2001年吴宗谋命案里的另一个受害人,身中39刀去报案求助,却阴差阳错成了警方的嫌疑人,一审和二审都是有罪判决,只是量刑从死刑变成了死缓,直到2007年2月自首者覃汉宝的出现,他的命运才有了转机。可惜和受害者死而复生不同,自首者的出现,并不等于可以立刻翻案。王子发也习惯了管教干部的答复,“事情会查清楚的,要相信政府”。等到2010年8月5日晚上,当管教干部告诉他“原来的判决都撤销了,明天你就能出去了”的时候,他已经蒙冤入狱9年,在绝境逢生的期待中煎熬了3年半。他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半信半疑地回了牢房,一晚上都没睡踏实。8月6日一大早,真的有穿着法院制服的人从贵港监狱把他接走,上了一辆车,开了一路,中午赶到了东兰县城,在县法院下车,然后在一张写着“取保候审”的单子上签字按手印,再然后,“我二哥和镇政府的人就来了,把我接走了”。

  王家兄弟5个,自从大哥王子高2004年遭遇车祸意外去世之后,老二王子山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他是8月6日一早才知道消息的。“清早六七点钟,还没吃早饭,镇委书记就到我家里来了,没过多久,法院的人也来了,政府的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来过,我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法院的人问我,对于我弟弟的事情,我们家里有什么要求,我当然要求马上放人,他们就让我写一个申请,等我写完了,差不多就中午了,他们就跟我说,到县城里去接人。”“镇里派了一个小车,镇委书记陪着我一起到了东兰县法院,因为贵港监狱很远,我还以为要等到晚上才能见到人,没想到我到的时候,我弟弟已经在那里了,然后法院就让我们把人接回来,态度很客气。”

  虽然程序回到了9年前的起点,但实际上没有人再把王子发当做被告了。8月6日那天,镇委书记一直陪到吃了晚饭才走,饭菜都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买了打包带来的,接下来的两天也是一样,镇政府的人买好饭菜带到村里,陪王子发家人一起吃。基本上,只要王子发的亲属不与媒体联系,干部们都是和颜悦色的。嘘寒问暖外,不仅陪着王子发到镇上的医院做了些检查,还给王子发的父亲发了一笔500元的救助金。东兰县的警察只来了两次,第一次来重新录口供,关于命案当天发生了什么,第二次来取血样和指纹,态度都非常好,法医韦忠恩还主动跟王子发搭话,说“出来就好了”。但王子发一言不发,因为他记得韦忠恩的样子,“9年前取样的就是他”。

  王子发只读过两年小学,十二三岁就跟着大哥到东兰县城打工,实在搞不懂当下的状况,他给律师黄国生打过两次电话。黄国生在河池培训,只是简短地告诉他,不要着急,等一等。可他如何能够安下心来等,只好每天去二哥家里翻来覆去地问同样的问题:“现在该怎么办?”这样坐立不安的两周之后,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河池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诉,而河池中院8月16日裁定同意检察院的撤诉。和干脆利落的无罪判决比起来,这样的清白证明,实在太过迂回曲折。酿成错案的公检法三方的体面,全都得到了微妙的维护,攻守同盟地退回到了起点,唯一无法回到的原点。这份裁定书到达王子发手里是8月23日,他还是很茫然:“这等于我是无罪吗?”

  微妙的赔偿

  回家后,王子发在二哥王子山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了自己家。一切熟悉又陌生,自家的房子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二楼还没有完工,只是明显地旧了。他能够庆幸的,只有家还在,父母还在,妻儿还在。妻子韦美天9年里经受了许多煎熬,就算要背井离乡去佛山打工,也没想过放弃,她坚信王子发的清白:“他就是个最老实的人,不可能做出那些事情,他说自己是冤枉的,那我就相信他。”

  可惜当年的办案人员并不这么想。警方排查了一圈,找不到其他的嫌疑人后,报案的王子发就成了头号怀疑对象。王子发在医院躺了10天,身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就被直接关了起来。“挨打啊,怎么不打,没有伤的地方,头上、屁股上,他们都打啊。”虽然没有得到王子发的有罪供述,但东兰警方还是整理出了其他的证据材料,移送河池检察院。而河池检察院面对并不严谨的证据,选择了起诉。受理诉讼的河池中院,做出了一审的死刑判决。接下来,广西高院的二审只是将量刑改成了死缓。

  虽然只要仔细审查证据,整个案子的疑点就会昭然若揭,可是命案必破的司法现实里,王子发和佘祥林、赵作海们一样,命运依旧无可逆转地朝着悲剧的方向去了。一审判决下来的时候,王子发还被关在东兰县看守所,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死也要死得清白,所以悄悄找同屋的犯人借了一根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刺了“冤枉”两个字,一笔一画地刺出血来,再涂上蓝黑的钢笔墨水。第二天看守所的管教干部看到了,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是冤枉的。”这句话,他从被抓的第一天就开始不停地重复,说了9年,也没有用。

  韦美天8月8日才从佛山赶回广西老家,一路上百感交集,她最担心的是11岁的儿子的反应,她说:“他被抓走的时候,儿子不到两岁,以前他关在东兰的时候,我还经常带孩子去看他,二审以后他被关到贵港监狱去了,我们就没去看他了,实在太远了,没钱去看他,儿子可能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还好,实际情形比她预想的好得多。“家里人告诉我,第一天刚回来的时候,儿子可能还不适应,不怎么说话,只是偷偷地看,第二天,就能爸爸、爸爸地叫了。”父子之间的亲密感迅速建立了起来,反倒是她自己,盼了那么久,真的跟丈夫见了面,突然之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她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他不仅瘦了好多,话也少了好多,整个人的反应都慢了,问他什么,他都要先想一想,可是想了也说不清楚,就好像刚刚学讲话的小孩子,心里想什么,就是说不出来。”

  不只是语言表达,王子发整个人都迟钝了,最简单的家务事,炒菜做饭,现在都不会做了,连以前用以谋生的泥瓦匠的手艺,他也完全想不起来了,这跟年纪没有关系,他今年只有36岁。可是36岁的王子发,现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不止10岁。他经常头痛,视力变得很差,两三米远的人脸都看不清楚,走起路来一条腿还有点瘸。左邻右舍到访的时候,韦美天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人回来了就好”,可等到热闹散去,她自己还是会茫然无措:“他不可能再出去打工了,谁要他?就算他愿意,我也不放心啊,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这一家人现在唯一的指望,只剩下了国家赔偿。虽然王子发没有拿到无罪判决,但实际上也相当于通过再审程序被认定无罪,因此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由做出原生效判决的机构来赔,也就是广西高院。王子发和他的家人并不懂国家赔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的只是“就像赵作海那样吧,政府赔了他60万元”。他们并不知道,真正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标准来计算,赵作海的10年冤狱能获得的赔偿,只有60万元的一半而已。法定额度之外的部分,取决于太多微妙的因素,舆论中心的赵作海,幸运地占到了天时地利,可是王子发似乎没有这样的运气。其实王子发自己,对于赔偿并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警察办错了案子,冤枉了我,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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